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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cq9电子游戏，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cq9电子游戏，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cq9电子游戏，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cq9电子游戏，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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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并公布柔性执法事项379项，其中不予处罚226项、从轻处罚71项、减轻处罚57项、不予行政强制措施25项，通过柔性执法办理涉企案件4177件，免罚金额近1800万元。全市公安机关持续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违法犯罪，今年以来，立案335起，其中食药突出违法犯罪立案51起，较去年同期上升54.5%；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强商业秘密保护，今年以来，立案53起，较去年同期上升112%。深入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和“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深入排查、化解涉企矛盾纠纷，非法集资、骗取贷款、洗钱等重点金融违法犯罪立案32起，较去年同期下降68.3%。今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破产申请审查81件，受理破产案件70件，已超过去年全年受案数，通过破产程序让企业获得新生，盘活资产4740万元、土地5宗。
益阳市委政法委、市直政法各单位深入开展“问需于企”座谈，对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予以吸纳和反馈。检察机关通过举办“送法进企业”“检察开放日”等活动，为企业开展法律服务30余次，召开检企互动调研座谈会8次，收集建议诉求32条。全市法院实现诉前调解中心全覆盖，聘请38名专职人民调解员，依托34个人民法庭与街道、司法所、村居调解组织等195个基层治理单位形成基层预防化解纠纷网络；强化智慧法院建设，运用科技赋能，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诉讼服务体系纵深推进，实现涉企民商事纠纷当场立案率达90%，助力营商环境“再升级”。市司法局组织律师事务所、律师与144家企业建立结对服务，帮助企业化解纠纷、法律风险1200余件。通过“一窗式”办理，为企业全程提供“订单式”“保姆式”服务，今年以来，共办理各类行政审批事项783件，全部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5月28日，经过连续数月的奋战，在益阳市公安局侦查实战中心的支撑下，市公安局、赫山公安分局两级联动，破获一起制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案，斩断一个从生产、包装、仓储至销售等全环节制售假冒品牌槟榔的犯罪链条，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查获假槟榔包装袋60余吨、包装袋半成品及原材料4吨，假槟榔成品850余公斤，涉案金额达2200余万元。这是全市政法系统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
益阳全市法院积极推行知识产权案件“示范裁判+诉前调解”办案模式，推动纠纷源头预防、前段化解，办结知识产权案件156件，调撤结案98件，调撤率达62.82%。加大对益阳市“安化黑茶”“南县稻虾米”等地理标志保护力度，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行为，严厉打击地理标志侵权假冒行为，办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10件。落实《创建安化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实施方案》，建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推动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强化知识产权诉调对接，充分发挥益阳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积极推进行政裁决、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相衔接的专利纠纷多元化解服务。今年以来，成功调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1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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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宁夏高级人民法院举行省市两级政府主要领导旁听庭审活动，32家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及全区各中级法院院长现场旁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庭审，并就“深化府院联动，依法有效预防化解行政争议”展开谈论。大家一致认为，新时代行政审判工作，要引入现代化审判理念，认真研判行政争议化解的利益平衡点、情理认同点、法律着力点，主动加强与当地政府协调沟通，从源头治理、纠纷化解、完善机制等方面加强协作配合，积极融入基层治理大格局，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寻求“最优解”，力促政通人和、取信于民。
一手托着“民”，一手托着“官”，行政审判工作的特殊性，彰显了其在全面依法治国全局中的重要性。然而，行政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案结事不了、老百姓有心结、告官不见官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为破困局，宁夏各级法院深挖自身潜力，有力有效推动行政争议源头治理，实现人民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双向奔赴”。
2020年，因美丽城镇建设需要，乡政府征收田某等7人房屋并与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承诺田某等人在协议期限内自行拆除房屋，乡政府奖励每户3万元。然而积极配合乡政府工作自行拆除各自房屋后cq9电子游戏，田某等人并没有收到乡政府承诺的现金奖励。负责办案的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意识到，让行政相对人期待利益落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宁夏法院始终将行政审判工作置于区域发展大局中考量，积极寻求部门、区域良性互动协作，着力防范法律风险，化解潜在矛盾纠纷，推进依法行政。先后与自治区政府等联合出台《宁夏回族自治区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规范性文件；定期与自治区党委依法治区办联合举办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提升班，资深行政法官深入成诉多发的行政机关授课，选取典型行政案件邀请行政机关领导干部旁听案件庭审；连续16年发布《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对宁夏行政审判工作情况、行政机关应诉执法情况向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通报，促使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采取有效举措解决行政应诉和败诉问题。
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建立行政案件巡回审判机制，对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在同一地区、交通不便，当事人因年龄较大或身体状况等原因难以到庭参加诉讼，以及涉众型、群体性或集团诉讼案件等具有典型意义，对当地群众或行政机关有宣传、指导意义的案件开展巡回审判，把法庭搬到当事人家门口，不仅最大限度地为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同时也可以邀请案发地周边群众参加案件旁听，以案说法，取得“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5年来，4家集中管辖法院共新收各类一审行政案件7047件，占全区法院新收一审行政案件的60.82%。自治区高院评估后认为，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减轻和消除原告方当事人的“官官相护”疑虑，树立司法权威；建设专业化行政审判队伍、统一裁判尺度、提升审判质效、提升司法公信；加强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联动协调、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化解“官民矛盾”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