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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天博体育官网登录入口，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天博体育官网登录入口，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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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健全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宽城区司法局依托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了全域覆盖、普惠高效、专业便捷的人民调解中心，进一步提升了司法为民服务的水平。同时，着力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规范人民调解员的选拔与任用，推行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和持证上岗制度，建立完善了人民调解员岗位责任制度、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等15项工作机制，促进调解员的工作能力与职业素养不断提升。宽城区司法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中心的职能作用，全区103个乡镇（街道）、村（社区）建立了180余个“百姓说事点”以及20余个个人调解工作室，实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宽城区司法局定期组织并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拉网式排查，在重要节点对重点区域、重点事项开展有针对性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天博体育官网登录入口，保障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
“治已病”，推行民事纠纷“随手调”。针对辖区老旧散弃小区多、特殊人群多、社会治理难题多的“三多”问题，宽城区司法局将党建工作融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探索建立了“3+4”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即：“3”是积极发挥综治中心、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调解组织的作用；“4”是加强人民调解员与“百姓说事点”信息员、“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个人调解工作室4方力量的有机融合。此项工作机制为宽城区人民调解工作注入了强劲的法治动能。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接合部，楼房区在企业改制后面临弃管。为此，宽城区司法局在社区建立了全市首个个人调解工作室，由社区书记兼任调解员，并总结推广了“民事调解十二法”工作法，“零距离”做好人民调解工作。长山花园社区调解员吴亚琴多年来调解民事纠纷100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9%。此外，宽城区司法局围绕中心大局，相继开展了多次人民调解专项行动，采取“闭环工作法”，指派党员干部全流程跟踪，对发现的矛盾纠纷，从登记介入、逐级上报、专人调解、提级调解到调解不成引导分流等环节负责，切实做到了调解优先、分层递进、司法兜底。
“治重疾”，构建多元参与分类化解大格局。宽城区司法局积极建立衔接联动机制，通过在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逐步加强诉调对接工作，并依托区法律援助中心延伸工作触角，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针对各类“顽疾”“重疾”做到“应调尽调”。2018年，宽城区司法局在宽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建立了诉前调解工作室，通过采取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建立了专职调解员队伍。截至目前，通过发挥诉前调解委员会“免费、高效、专业、公正”的优势，调解纠纷2118余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18亿余元，接受法律咨询、提供律师指导1.7万余人次。
宽城区司法局始终坚持“人民调解前置、法律援助后援”原则，将调解工作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置程序，区法律援助中心对适合以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的援助案件先行调解，对无法通过人民调解化解或调解不成功，但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及时与区法律援助中心对接，导入援助程序，促使问题及时化解，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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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李彬违反政治纪律，私自阅看含有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等内容的非法出版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房产，违规接受宴请；违反组织纪律，在转业安置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以帮助他人借款为名索要钱款；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设备采购、工程款结算、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公开资料显示，李彬，男，1964年2月出生，汉族，黑龙江延寿人。1980年11月参加工作，198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他曾任牡丹江市环卫处党委书记、处长（正处级），牡丹江市城乡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牡丹江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天博体育官网登录入口，牡丹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2024年6月被查。
吕品教授介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发表、传播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言论行为列出负面清单，目的是严格规范党员言行，以严格的纪律处分规定保障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决策、党中央大政方针贯彻落实天博体育官网登录入口，维护党和国家形象，维护党和国家领导人威信，维护英雄模范形象，坚决反对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行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2023年修改《条例》在第五十二条增写对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资料的违纪表现，要结合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进行理解。
多名落马官员违纪通报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如，重庆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银峰“热衷于阅看、私藏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文章等”，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热衷于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长沙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陈泽珲“私自从国（境）外购买、携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入境并长期阅看、私藏”等。
吕品指出，一些党员干部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资料本身就是政治意识薄弱的体现，反映出其政治思想状况已偏离甚至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多是由于信仰迷失、精神空虚引发；而这些行为又会加剧错误思想侵蚀，出现政治上的被动，危害不容忽视。《条例》基于此，明确禁止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资料。其中，“阅看”是指详细仔细地看，包含仔细观察、思考和记忆的过程；“浏览”是指快速阅读，目的主要是大致了解其内容或获得概要信息。将“阅看”与“浏览”并列规定，涵盖了观看或者阅读的各种情形，严密了制度规定。
从性质上看，内容是《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规定之一的：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
从表现形式上看，2023年修改《条例》将之前表述“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网络音视频资料等”丰富完善为“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这是为了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确保对通过网络发布、传递、储存的各类电子资源数据形式，包括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进行全面而严格的规范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