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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收到的商品和下单购买的商品不一致，一些商家会解释为“发错货”，以逃避三倍赔偿责任，那么应如何区分是发错货还是欺诈？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原告网购一串澳白珍珠项链，收到货发现附带证书未明确珍珠种类，送检显示为日本Akoya珍珠。网店解释称是发错货，但经法院审理，最终认定店家行为构成欺诈。原告收到的涉案商品。 北京互联网法院供图下单澳白珍珠项链收到日本海水珍珠2023年8月4日，原告在被告开设的珍珠网店浏览并下单购买了一串珍珠项链，支付价款17999.92元。下单前，原告与客服聊天进行了选货新万博体育平台入口，确认商品是澳白珍珠项链（澳白即澳洲南洋白珠的简称），涉案商品链接及详情页也明确介绍该款商品为澳白珍珠项链。8月5日，原告签收了快递，发现商品所附鉴定证书为“国检证书”，鉴定结果为“海水珍珠”，未载明珍珠种类为“澳白”。原告将项链送检，鉴定结果显示该项链为Akoya珍珠项链（Akoya珍珠为日本海水珍珠一种，与澳白珍珠同为海水珍珠）。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专业知识以假充真，存在欺诈故意，将被告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新万博体育平台入口，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一赔三并赔偿鉴定费用、邮寄费用。涉案商品所附的“国检证书”。北京互联网法院供图被告辩称，其因店铺繁忙才将两款无明显区别的项链错发，并且错发的Akoya珍珠项链比原告下单购买的澳白珍珠项链价格更贵，该Akoya珍珠项链还有日本真科研证书（但该证书在发货时漏发，随包裹发货的为“国检证书”），所以不存在故意欺诈，仅属于合同履行瑕疵。被告还提交了员工作为证人的证言、店铺对该员工的罚款函等证据，证明确系发错货，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新京报记者获悉，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的行为是属于发错货的合同履行瑕疵，还是属于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法院：商家行为构成欺诈应三倍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行为构成违约应当退货退款。本案中，被告实际向原告交付的商品与原告下单购买的商品不符，被告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退货退款的主张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行为不属于发错货的合同履行瑕疵。首先，原告在8月5日收货当日便以“商品成分描述不符”为由申请退货，被告同意退货，并未即时采取“查监控”等核对是否存在发错货情形的有关措施；在后续8月13日原告告知被告商品送去做鉴定、8月20日原告告知经鉴定不是澳白珍珠时，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及在案证据均不能证明在此期间被告就核实是否发错货采取过“查监控”等核对及补救举措；直到9月13日被告查监控才发现“员工打包错误”，但仍未提交涉及“查监控”的有关证据。此外，被告作为销售高档珍珠的专业店铺，对发货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被告辩称的“发错货”不仅仅表现为涉案商品本身“发错”，而且还存在既错误地附带了国检证书又漏发了日本真科研证书的同时并存状态，有违其对普通消费者作出的“专柜包装”承诺的认知，被告也未能对“货”“证”均不符作出合理解释。法院认定被告行为构成欺诈应当三倍赔偿。欺诈，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使对方陷入错误认知而做出违背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被告向作为消费者的原告做出了涉案商品为澳白珍珠项链的明确承诺，且被告在原告挑选商品咨询过程中进一步承诺所售涉案商品确是澳白珍珠，但原告收货后发现珍珠“货”“证”均不符，即收到的是Akoya珍珠项链而非澳白珍珠项链，同时所附“国检证书”只载明是“海水珍珠”，存在误导消费者的情形。其次，被告经营专门销售珍珠的店铺，明知两种珍珠在产地、光泽、价值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即使被告辩称两款珍珠项链价格差别不大，被告发货的商品也与原告的购买目的不符。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是浏览了商品宣传页面，通过客服提供的照片进行选货，并在下单前向客服确认商品为澳白珍珠项链，最终基于被告的行为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并遭受损失。综上，被告行为使原告陷入所购商品即为澳白珍珠项链的错误认知并下单付款，构成欺诈。最终，法院判决原告向被告退还涉案商品，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17999.92元，三倍赔偿53999.76元，同时赔偿原告合理开支363.67元。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编辑 甘浩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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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土地上，深耕着一群致力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团队——“宝莲·灯”。作为达州市检察机关“巴渠佑苗”子品牌，“宝莲·灯”未检团队已成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一张亮眼名片。“宝”“莲”系从宝塔、莲花中各取一字，寓意“宝贝”“廉洁”，“灯”旨在点亮法律明灯，指引未成年人前行方向。“宝莲·灯”未检团队由2名资深检察官、2名检察官助理、3名书记员及6名青年志愿者组成。
2021年6月，“宝莲·灯”未检团队推动创建达州首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基地集司法办案、法治宣传、法律援助于一体，充分运用“场景+数字化”“参观+实践体验”等模式，融入涉未成年人案件典型案例、涉未成年人法律法规等内容，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基地建成以来，先后有40余批次、数千名青少年学生到基地接受学习教育。
创建全市首个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救助中心。在“宝莲·灯”未检团队的推动下，该中心被打造成集未成年被害人案件询问、证据提取、医疗检查、心理疏导等功能为一体的专用场所，并联合公安、法院、妇联等部门建立“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有效避免了因询问方式不当导致取证质量不高、放纵犯罪，或者反复询问造成未成年受害人二次伤害等问题。针对家庭条件差、案件犯罪嫌疑人无赔偿能力的情况，该团队通过申请司法救助、联系其他相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害人启动全方位救助。
“宝莲·灯”未检团队还创建了达州首个驻社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站。该团队将检察工作触角延伸到基层，打通未成年人保护“最后一公里”，实现“宝莲·灯”未检品牌与基层社会治理品牌深度融合，打造“未检+社区”的未成年人保护综合治理样本。目前，团队已收到社区报送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线索5条，与妇联、团委、社区、公安、民政等部门沟通合作，妥善解决了3起困难家庭未成年人的问题。
组建以“宝莲·灯”未检团队牵头的“1+N”法治宣传队伍，将开江县检察院现有的17名员额检察官全部纳入。目前，17名员额检察官受聘为36所中小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其中，检察长带头到中小学开展法治课堂，精耕法治教育“责任田”。与县妇联、县教育局和县志愿者协会等相关机构加强协作配合，吸纳法治宣传人员52名，共画法治教育“同心圆”。组建由院团支部牵头、26名青年干警参与的法治宣讲队伍，培育法治教育“生力军”。
“宝莲·灯”未检团队以真实案例为脚本，根据“校园欺凌”“新型毒品犯罪”“未成年人被性侵”等社会关注点，制作系列动漫、视频30余条，并发送到全县46所中小学播放，实现校园防范性侵教育全覆盖。该团队参与创作的《毒糟噩梦》视频，在川渝万达开地区首届禁毒微视频大赛中荣获一等奖。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多，且易遭受侵害等问题，该团队开展“法治进乡村”活动64场，提升留守儿童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除授课、座谈、主题班会外，该团队还组织开展检察开放日、庭审观摩、普法情景剧等，组织未成年人近距离、全方位接受法治宣传教育。近年来，“宝莲·灯”未检团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百余场，受教育未成年人4万人次以上。
针对涉罪未成年人，“宝莲·灯”未检团队坚持每案开展社会调查，做到摸清个人心志、摸清成长经历、摸清日常行为规范、摸清犯罪主要原因，为开展个性化帮教提供依据。该团队建立“检察+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家校”模式，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制定个性化跟踪帮教方案，有针对性地设置考察帮教条件，通过心理干预、家庭教育指导、社会观护、组织参加公益劳动、复学就业等方式开展精准帮教，其中，平均每案引入社会力量超过1.4次。近三年来，对64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教130次，帮助其脱离犯罪土壤。依法相对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45人，36人顺利回归社会，其中，3人考上大学。
近三年来，“宝莲·灯”未检团队牵头做实涉未刑事检察，对2起校园欺凌案件、30余起性侵案件从严从重打击，抗诉成功一起量刑畸轻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一被告人从有期徒刑6年被改判为10年8个月，一被告人从有期徒刑5年被改判为8年；做细涉未民事行政检察，对9起涉未成年人案件依法支持起诉，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做实涉未公益诉讼检察，制发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6份，督促有关部门积极整改到位结案。
“宝莲·灯”未检团队牵头完善内外综合救助线索移送机制，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发现的司法线索及时移送控申部门，发现符合社会救助的及时移送至相关职能部门；积极推动多元救助，协调教育、妇联等部门为被害人提供多元综合保护和救助，为未成年被害人发放司法救助金7.5万余元，并建立“救助+回访”长效工作机制，开展心理疏导、身体康复40余人（次），协调帮助10人解决就学就业问题。
开江县检察院联合开江县民政局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双引擎”联动机制，合力加强监护干预、协同开展关爱帮扶；会同县教育局建立信息共享、案件定期通报、联合检查等机制，并将“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纳入学校安全稳定工作考评；与公安、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一同对宾馆、娱乐场所和校园周边环境开展检查，及时消除监管漏洞；牵头制定《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与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对接实施办法》，形成覆盖全县13个乡镇（街道）、163个村（社区）的“未检+网格化”保护模式；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附条件不起诉、取保候审、被处非监禁刑的涉案未成年人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充分利用社区网格员的力量，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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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李文军表示，数字时代的权利保护必须坚持“多元向善”的价值理念，在平衡多元数字利益的同时，保持有限的工具理性和根本的人本价值关怀，实现科技为人类造福的终极目标。而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不仅要关注技术发展，更要重视人的能动性，通过教育和文化活动增强数字弱势群体的自我赋能，实现从“数字生存”到“数字公民”的转变。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新闻发布研究中心主任胡雅娟表示，实践证明，社交媒体在保障全球人权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欧双方可就社交媒体赋能人权保障开展常态化的经验交流，共享经过实践检验的好做法，使社交媒体在人权保障方面更好发挥作用，惠及中欧双方及世界人民。此外，包括中、欧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加强协作，通过国际多边机制和行动推动互联网在发展中国家的接入和普及，使发展中国家享受到数字技术发展红利，为社交媒体赋能全球人权保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基础支撑。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研究生郭敏指出，尽管社交媒体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但隐藏其背后的算法机制、数据商品化以及话语控制仍然导致了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复杂化。唯有深刻理解社交媒体在弱势群体权利保障中的双重作用，方能在利用其赋权功能的同时，有效规避潜藏的风险，确保实现真正意义的“科技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