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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三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4936件8593人，起诉18566件35015人。其中，批准逮捕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案件751件1530人，起诉1991件4545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共计16070件，其中涉及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的11个品种的食用农产品案件共计1429件。同时，“两高”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为依法打击此类犯罪提供规范依据。
案例共4件，分别是：孙某结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顾某国非法经营，潘某栋等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李某钦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陈某辉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这批案例聚焦老百姓关注度高、社会危害大的食用农产品安全问题，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的坚决态度，体现其参与食用农产品安全综合治理的良好成效。
2018年至2021年3月，被告人孙某结在某农产品批发市场摊位销售银鱼。为使其所销售的银鱼能够在常温下存放更长时间，孙某结在明知工业用甲醛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情况下，使用工业用甲醛溶液浸泡银鱼，并将泡好的银鱼销售给江苏省昆山市等地商贩，销售金额共计129万余元。2020年以来，孙某结雇用被告人刘某军来其摊位帮忙，从事使用工业用甲醛溶液浸泡银鱼等工作，刘某军参与销售金额共计67万余元。经昆山市食品质量检测中心检验，孙某结销售的银鱼中均检出工业用甲醛成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被告人孙某结、刘某军提起公诉。昆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孙某结、刘某军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二人销售金额分别达129万余元和67万余元，均属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孙某结系主犯，刘某军系从犯，对刘某军可依法减轻处罚。二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理。据此，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孙某结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军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本案所涉工业用甲醛被列入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人体长期处于甲醛浓度较高的环境中，可能出现头晕、头痛、流泪、恶心呕吐等症状天博app平台，严重的可能导致白血病。35%-40%的甲醛水溶液即人们所熟知的福尔马林溶液。福尔马林溶液具有防腐、消毒和漂白的功能，在医学上被用于外科器械、手套、污染物的消毒，也被用作保存解剖标本的防腐剂。不法分子正是利用甲醛水溶液的防腐特点，使用甲醛水溶液浸泡水产品，以达到防腐保鲜的效果。较高浓度工业用甲醛溶液浸泡的水产品一般会有刺激性气味，表面坚硬，缺少光泽，口感生涩，缺少鲜味，广大消费者可以通过观察外观、嗅闻气味、触摸质地等方式进行识别，避免购买或食用工业用甲醛溶液浸泡过的有毒、有害水产品。
2018年5月至2022年7月，被告人顾某国购入未经检验、检疫的生猪，并违反国家规定，在家中私设屠宰场非法从事生猪屠宰、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数额102万余元，违法所得数额9万余元。其中，2022年7月5日至6日，顾某国分两次将非法屠宰的两头生猪销售给被告人潘某栋，销售金额共计7480元。潘某栋将从顾某国处购买的猪肉部分销售给被告人李某卫，部分面向社会销售，销售金额共计7820.44元。李某卫将从潘某栋处购买的猪肉在其门市进行销售，销售金额共计2065元。经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等部门检验，从顾某国、潘某栋、李某卫处查获的猪肉中均检出沙丁胺醇成分。
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以非法经营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被告人顾某国、潘某栋、李某卫提起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泊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顾某国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私设屠宰场，非法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经营活动天博app平台，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潘某栋、李某卫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销售，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三被告人均有自首情节并登报道歉，潘某栋、李某卫还支付惩罚性赔偿金天博app平台，可以从轻处罚。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已经法院调解结案。据此，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顾某国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潘某栋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被告人李某卫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禁止潘某栋、李某卫在缓刑期间从事猪肉销售活动。
沙丁胺醇是“瘦肉精”的一种。农业农村部于2019年12月发布的第250号公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列出的“β-兴奋剂类及其盐、脂”，就是指“瘦肉精”类物质。涉“瘦肉精”犯罪屡禁不止，一方面是因为养殖户法治观念薄弱，为逐利铤而走险，另一方面也与畜禽非法屠宰、销售脱离监管密切相关。本案就是一起不法分子私设屠宰场非法屠宰并销售未经检验、检疫的生猪，导致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流向市场的典型案件。司法机关不仅对销售含“瘦肉精”猪肉的潘某栋、李某卫定罪处罚，还以非法经营罪对非法屠宰和销售未经检验、检疫的生猪的顾某国定罪处罚，有效打击了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的源头。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潘某栋、李某卫长期从事猪肉经营活动，不依法履行食品安全保障义务，从私人屠宰点违法购买无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猪肉对外销售牟利，致使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流入市场，依法认定该二人具有主观明知。本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要从正规的市场和途径购买畜禽肉类及其制品，还要注意查验相关肉类是否有检验、检疫合格标识。
被告人李某钦在某家禽养殖场养殖三黄鸡。2021年8月6日至10月18日，李某钦给三黄鸡每日喂食某品牌中期配合饲料861（该饲料含有抗球虫药物尼卡巴嗪）。同年10月11日至17日，李某钦未执行饲料标签上明示的休药期5日的规定，分6次向某禽业专业合作社销售尚在用药期的三黄鸡9700羽，净重11592千克，销售金额共计15万余元。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对上述养殖场内的三黄鸡进行检验，其中尼卡巴嗪残留量为686μg/kg，超过GB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的尼卡巴嗪200μg/kg的最大残留量标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李某钦提起公诉。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李某钦生产、销售兽药残留超标的食用农产品，销售金额15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李某钦具有自首情节天博app平台，认罪认罚，对其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李某钦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为防治鸡球虫病，兽药尼卡巴嗪被允许在商品饲料中添加使用。李某钦在饲养、销售三黄鸡过程中，没有执行饲料说明书上关于兽药尼卡巴嗪休药期的规定，将尚在用药期的三黄鸡予以出栏销售，导致流入市场的三黄鸡中兽药尼卡巴嗪残留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依法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三黄鸡是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禽类农产品，禽类养殖业的从业人员应当严守底线，尽到科学谨慎饲养的注意义务，确保食用农产品安全。司法机关在依法精准打击犯罪的同时，建议相关行政部门对市场端开展兽药残留排查行动，推动相关行政部门将尼卡巴嗪等兽药纳入禽畜类农产品日常检验范畴、对生产端开展养殖户走访、加强用药知识培训指导，形成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的合力，牢牢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022年1月，上海市公安机关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清查整治专项行动，查获被告人陈某辉等28名经营小黄鱼的个体工商户。经查，陈某辉等28名个体工商户为提升小黄鱼外观鲜度、增加销量，明知“黄粉”被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仍使用“黄粉”溶液将小黄鱼浸泡染色后对外销售。市场监管部门在陈某辉店铺查获染色小黄鱼54.41千克，在其他涉案人员处查获染色小黄鱼115.167千克、“黄粉”744克、“黄粉”溶液15桶。经检验机构检验，上述小黄鱼、“黄粉”、“黄粉”溶液中均检出国家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碱性橙Ⅱ成分。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先后对被告人陈某辉等11人提起公诉。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另外17人作不起诉处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陈某辉等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各被告人分别具有自首、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陈某辉等11名被告人一年至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并处人民币四千元至一千元不等罚金。同时，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及诉前磋商的方式，要求上述11名被告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均已履行到位。
小黄鱼肉质鲜嫩、营养丰富，是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水产品。一些不法商贩为了提升小黄鱼的外观新鲜度，在生产、销售过程中非法添加含有碱性橙Ⅱ成分的物质。碱性橙Ⅱ是一种工业染料，而非食用色素，过量摄入或皮肤接触会导致急性、慢性中毒，已被列入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天博app平台，属于国家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在小黄鱼中非法添加碱性橙Ⅱ并销售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办理中，司法机关依托行刑衔接机制，及时建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犯罪线索，全链条溯源追查“黄粉”原料提供者和其他染色小黄鱼销售者。同时，对犯罪情节轻微、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涉案人员反向移送，建议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形成打击闭环。司法机关还积极促推综合治理，督促农贸市场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及时与经营户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设置群众举报、维权联络点，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同时，充分运用法庭教育和法治节目开展警示教育和普法宣传，引导食品经营者知法守法，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并提醒广大消费者通过观察鱼腹、鱼唇颜色或用纸巾擦拭黄鱼表面等方式辨别染色小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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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天博app平台，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天博app平台，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天博app平台，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天博app平台，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天博app平台，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天博app平台，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天博app平台，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天博app平台，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天博app平台，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天博app平台，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天博app平台，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天博app平台，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天博app平台，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天博app平台，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天博app平台，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天博app平台，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天博app平台，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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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云南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应邀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祝活动，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1951年元旦，普洱专区各族群众举行盟誓大会，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立下誓词碑，表示“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48名各族代表碑上签名。近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当地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生活的情况，表达牢记誓言跟党走、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繁荣发展贡献力量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