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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等中国历史小说，凭借想象丰富、故事精彩、代入感强等优势加速出海，打开了外国人“读懂中国”的新窗口。在中国作家眼中，中国历史小说缘何拨动当代读者心弦？迥异的文化背景是否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日前，著名作家马伯庸在上海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一个因美食改变国家版图的故事激发了我的创作兴趣，史书记载往往是简略的，于是文学创作有了用武之地。任何食物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和可取之处，应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每一种食物。在文学创作中，食物可以更好地呈现农耕民族、海洋民族、游牧民族等不同群体迥异的生活方式、性情表达、民俗文化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等。

通过与不同国家的读者交流，我愈发深刻体会到人类彼此间的共性大于个性。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哪个文化圈，人们珍视的东西基本一致：对家庭的关心、对亲情的眷恋、对友情的渴望、对自我成长的表达……海外读者可能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但他们能读懂作品中蕴含的人性，这种人性古今中外并无不同，也正是人性引发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共鸣。

法国文学家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引入法国，法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但赵氏孤儿所蕴含的人性力量仍然能折服法国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如荷兰小说家高罗佩写了《狄仁杰奇案》，让狄仁杰成为西方推理小说殿堂中的一员；日本历史小说家宫城谷昌光写了一系列春秋历史小说……这些作品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尽管外国作家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程度各不同，但他们都能敏锐提炼出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共通之处。

小说《长安的荔枝》取材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古诗，但主人公的设置却不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而是一个将鲜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的小吏。古代的很多小吏永利欢乐娱人城，包括一些普通人永利欢乐娱人城，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跟现代人的日常是非常相似的，能够产生古今共情。我的创作理念是，希望把那些没有受到特别关注的小人物故事，从历史长河中“捞”起来，只有理解小人物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才能反推并理解大时代变迁背后的真正动力。

克罗齐认为，历史需以当下现实为锚点，才能够进行讨论与重构。“当代史”不是以某个时间为界限，而是取决于历史事实能否与个体生命经验产生关联。在文学领域，可以将这句话略作引申：“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题材小说。”文学作品讲的虽是历史掌故，倾注的却是作者对当下的观照，这样与作者同时代的读者看到后，自然会生发共鸣之心。回顾文学史，历经时间淘洗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无一不具有跨越时代、感动读者的力量。

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立意落在“守护长安”这个命题上，主角张小敬守护他所爱的城市，保护生活其间的百姓，他的言行超越了贵贱有别的封建社会陈规习俗。读者阅读时会下意识地联想到身边的警察、医护人员和消防队员等，想到那些默默守护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人。这种个人体验与感动会移情到张小敬身上，与小说作者共同完成角色塑造。

马伯庸：迥异的文化背景并不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曾经美国电影、日本动漫、欧洲小说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永利欢乐娱人城，中国受众并未感受到距离感。因此不需要为迎合海外读者，担心中国文化元素容易对海外读者造成理解障碍而降低门槛永利欢乐娱人城，只要产品内核、表现形式足够好，所有的门槛都不是门槛，都能够成为海外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以颇受日本读者关注的小说《两京十五日》为例，小说中涉及大量明代的专有名词，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但并不妨碍日本读者阅读。从他们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普遍关注的不是那些难懂的名词，而是故事本身。他们甚至会因为阅读这部小说而对明朝产生兴趣，从而寻找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和解读。只要故事足够精彩，海外读者自然会被吸引，并愿意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