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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日益增多，综治中心作为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平台，长期以来，岗巴县始终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对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立足职能定位，围绕“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矛盾不上交”，优化资源、统筹力量，将重心放在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进一扇门、解百忧事”功能格局。
乡镇作为各项决策部署的“第一落实者”，坚持把综治中心作为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平台，全县共有建设乡级综治中心5个，乡镇党委书记兼任综治中心主任，按照村党组织和人口密度等情况，将全县优化调整为39个网格，由党支部书记担任网格长，配备兼职网格员373名，构建起“党建+综治中心+网格员”的基层治理服务体系，通过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持续细化明确了党支部、综治中心、网格员三级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
全县以打造“枫桥式”综治中心为目标，以乡镇综治中心为载体，探索打造“四心合一”，推动乡镇信访接待中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在便民服务中心合署办公，实现群众“多头跑”“来回跑”到“一站式”服务办公的转变。制定完善《首问负责制度》《工作例会制度》《信息共享工作制度》《情况报告工作制度》《协作联动制度》《应急处置工作制度》《奖惩评价工作制度》等制度，由乡镇、信访、公安、司法、应急等部门实行“值班+随驻+N”模式，不断整合工作手段，开展维稳、民生服务需求、治安突出问题等信息的收集、处理、研判，实现信息共建共享。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了对各类矛盾纠纷的统一受理、归口分流、催办督办和跟踪回访，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
综治中心不仅关注矛盾纠纷的化解，还积极提供多元化服务。通过设立信访接待窗口、便民服务窗口、法律咨询窗口、调解室等，为群众提供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时，结合普法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和价值观，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氛围。今年以来，开展法治宣传活动70余次，发放资料3万余份，宣传物品6000余件、受教育人数达1.5万余人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400余场次，成功调解32起纠纷，追回民工工资140余万元，实施诉前调解18件，司法确认13件，解决群急难愁盼问题160余件，涉及群众320余人次，按照“诉调联动”机制各级调解组织接受办理人民法院委派调解案件12件；通过综治信息大数据平台，筛选养老保险领取资格认证“困难”人员，主动上门，推动服务群众“零距离”。截至目前，已通过线上办理零散油审批264次，帮助完成养老资格认证、缴费500余人，极大地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平安岗巴建设基础进一步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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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10月12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丈夫病逝后乐鱼手机体育下载，李女士和小李因遗产分割比例问题“对簿公堂”。最终，该案在北京一中院团河法庭付艳法官团队的调解下顺利解决。据了解，办理此类案件，一纸判决并非难事。但由于当事人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若一判了之，不仅达不到案结事了的目的，还不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办理李女士的案件时，付艳一边翻阅卷宗，查看母子二人之间的沟通记录，一边梳理案件要点。庭审过程中，李女士的儿子和儿媳都来到了法庭。双方表面上是对涉案房屋分割比例事宜争执不下，但言语之间尽是母子之间、婆媳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与委屈。付艳一边耐心地向双方当事人释法明理，帮助当事人梳理登记在李女士名下的这套房屋中，属于李女士丈夫的财产份额和各方可以继承的比例，同时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打开心结，说说平时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母亲、儿子、儿媳的声音从高亢到平和，委屈得到了释放，流下了泪水，也留下了同意调解的意愿。庭审结束后，他们表示考虑根据法官的分析，回家协商调解方案。五天后，付艳接到当事人来电，双方已就涉案房屋的分割比例达成一致，可以来法院出具调解书。调解当天，母亲告诉儿子：“你是我的亲儿子，我百年以后什么都是你的，现在你需要用钱，我答应你马上卖房，卖完立马给你100万。”小李不但同意母亲的方案，而且表示如果母亲不能及时处理房屋乐鱼手机体育下载，也同意以一部分房屋份额归其所有的方式进行分割，所有的银行存款都归母亲。为了避免将来再出现矛盾，付艳在耐心听取了双方真实想法的基础上，为充分保障双方合法权益，在调解协议上附加了保障条款，在维护权益的同时也守护了亲情。最终，母子重归于好，握手言和。编辑 彭冲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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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介绍，刘丽英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她坚持原则、勤勉敬业，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刘丽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她的革命精神和业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2018年，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刘丽英，1932年生，山东东平人，中央纪委原副书记，1979年起在中央纪委工作，1983年10月增选为中央纪委常委，党的十五大当选中央纪委副书记，2002年离休。上世纪90年代，她曾负责查办了无锡邓斌案、河北李真案、沈阳“慕马案”等大案，有当代“女包公”之称。
刘丽英说：“这时候中纪委该往里调人了，四面八方调来，从部队来一部分，中央各个部门来一些，外地各个省来的比较少，北京市来一些人，调来这些人都不是做纪检工作的，先得了解情况、熟悉情况。那些老领导都岁数很大了，有11个老副书记，那个时候都七八十岁了。当时临时调了点，还又借了一些，把中纪委的摊子就铺起来了。”
刘丽英说：“这个案子啊，不是三个月两个月就能完事儿的。有的是半年，有的是一年。在山西，我们是3月10日去的，到12月29日才回来。那时候我们下去最多两三个人，去省里，省里也有纪检，一块干，也不光指挥。中纪委去的还算好办一点儿，你说当地查当地的，那比较难。那时候主要是建私房，特别是在农村，好多都用公家的料，公家的钱，公家的人，建完以后自己（得利益）。当时来讲，中纪委查建私房是重要的任务。我们到山西，就从这儿打开（局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