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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智多杰：萨迦寺位于中国西藏日喀则市的古城萨迦县，地处仲曲河南北两岸，由萨迦北寺和萨迦南寺两大部分建筑群组成，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祖寺，萨迦派创始人昆·贡觉杰布于1073年修建。萨迦是藏语，意为灰白土。有别于其他藏传佛教寺庙外墙的红、白、黄色，萨迦寺的外墙由红、白、藏青三色组成，藏青褪色后呈现深灰。1244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侄子八思巴一行与成吉思汗孙子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盟”。从此，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萨迦寺一度成为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随后，在元朝中央政府任命萨迦派官员管理西藏地方的100多年中，萨迦寺从祖国内地和西藏各地聚集了大量珍贵文物。例如元代中央政府给萨迦地方官员的封诰、印鉴、冠戴、服饰；元代将军所佩带的刀剑和盔甲；八思巴任法王掌管西藏地方和佛教事务时，集中西藏地区的书写家抄写的佛经、世上最稀有的贝叶经书，以及有关历史、宗教文化、哲学、医药、戏剧、诗歌、故事、天文历算、名人传记、藏文文法等方面的书籍四万多部；还有元明清时期的瓷器、壁画、佛像。同时，该寺书库内还珍藏着大量重要文献资料。故此，人们把萨迦寺与敦煌相媲美，将其誉为“第二敦煌”或“雪域敦煌”。
敦煌莫高窟和萨迦寺都是中华民族璀璨的文物宝库，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时间延续上，敦煌莫高窟的开凿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前后延续约千年天博综合官网登录入口，萨迦寺创建至今也有近千年历史；文化接续上，萨迦寺承前启后，延续了敦煌莫高窟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上，敦煌莫高窟“沉睡”了800多年后被世人发现，而萨迦寺则在地上，在高原人民的保护和传承下璀璨了近800年。
经书墙主要有《甘珠尔》《丹珠尔》等，仅主殿内就藏有上万部元代和元代以前的佛教经典。八思巴执政时期，征集全藏的艺术家和缮写家，用古藏文以金汁、银汁、朱砂或墨汁手写完成经书，多数为绝代精品。其中有被誉为世界造纸之最和经书之最的“布德加隆玛”大藏经，还有一部明永乐时期的《华严经》。萨迦寺收藏的手抄本和印本书中既有汉、藏、蒙、梵文等各种民族文字的写本，也有蕴含各民族深厚文化内涵的书籍。
壁画墙的内容更加丰富，涉及宗教、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以佛经、教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昆氏家庭史、萨迦史、山水景观、花卉瑞兽、装饰图案等为内容。其中，以八思巴会见忽必烈、萨迦寺建设场面等最为珍贵，是萨迦寺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壁画。从这些珍贵的绘画艺术中，也能发现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交流频繁。
总之，历史上的萨迦寺，是祖国内地和西藏地方通往南亚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地。萨迦寺所藏文物，体现了中华文化是在自古以来的各区域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形成的，也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特质。萨迦寺所收藏的文物和典籍浩如烟海，无论是从留存至今的藏书数量来看，还是从文物价值来看，都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文化互通的历史事实。“四大墙”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遗产，体现了汉藏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
尤其是主殿内最粗的柱子，与元朝皇帝忽必烈有关。大殿中央四根大柱子中，最粗的那根叫“忽必烈皇帝柱”，又叫“加那思钦噶瓦”，意为汉地金宝柱子，相传是忽必烈赠送。萨迦派在短短十几年里，凭借忽必烈的支持，成为后藏地区最有权力的派系。就连元朝的驻军，都奉命从陈塘沟搬运巨木参与建设，萨迦寺也因此成为西藏当时最巍峨的寺院建筑。
1288年，南宋第七位皇帝赵显在萨迦寺出家，法名为合尊曲吉仁钦，“合”指皇帝，“尊”指僧人，“曲吉仁钦”意为法宝，法名意为皇家僧人法宝。他潜心学习藏文，研究佛法。经过多年苦读，通晓藏、梵文，贯通佛学，成为佛门学问僧，进而从事佛经的翻译。其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经文问世，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赵显在西藏与当地僧俗信众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将内地的汉文化带到西藏，并将其在西藏生活的信息带到祖国内地。此事说明了早在宋、元朝代更替之际，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融入了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大格局之中，还在经济文化上进一步加强了与祖国内地的密切联系。
项智多杰：2002年6月启动、由国家投资8660万元人民币的萨迦寺维修工程竣工后，萨迦寺文物和典籍均得到有效保护。随着时代发展天博综合官网登录入口，要在坚持保护为主的第一原则基础上，在做好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的同时天博综合官网登录入口，合理利用宝贵资源，加强文物研究，深入挖掘萨迦寺内文物所蕴含的深厚价值，让文物活起来，不断丰富社会文化滋养。
基于多年数字化工作积淀，敦煌研究院通过最先进的数字化手段，建立起数字化档案。而萨迦寺作为存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需要加强数字化保护工作。在确保寺内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数字化建设、建立文物数字档案，可为今后的保护、研究奠定基础，也能让更多研究人员和游客一睹文物风采，并进行相关文物研究。通过数字化建设，萨迦寺与敦煌也能更好地“联动”，使保护与利用变得更为有效。(完)
项智多杰，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藏研究》藏文版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天博综合官网登录入口，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委会第四届常务理事，曾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从事藏传因明与藏传佛教思想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玄奘译著《正理门论》藏译及研究”(优秀)和“拉喇嘛益希沃传翻译与研究”。出版《藏传因明逻辑思维新探》《桑普寺历史文化及其现状研究》《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概论》等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论藏传因明中的辩证思维》《对因明正理门论是否传于西藏的几点质疑》等学术论文40余篇，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1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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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加拿大剧作家白仁耐(Leanna Brodie)和施崇梵(Jovanni Sy)伉俪耗费6年时间创作的这部剧，讲述了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与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合作，在1983年将米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搬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人艺)舞台的故事。《推销员在中国》表现了在这一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深具意义的联合创作中，两国艺术家之间的文化冲突、相互理解和妥协，以及各自的内心省思。
施崇梵：的确花了这么久时间。如果没有疫情，也许它会提前两年问世。编写这部剧是白仁耐的主意。当时我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Richmond)。我那时在那儿管理一家地方剧院。列治文55%的居民是华人。但这家剧院的观众约95%都是白人。我想扩展剧院的视野和剧目，使之成为更受欢迎的空间，也更像它所在的城市。
白仁耐读到了阿瑟·米勒的回忆录《推销员在北京》，认为它对列治文这座城市来说是个很好的故事。我认为，这座城市变化太快。先定居于此的人与新移民之间出现了某种紧张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反映出在文化差异颇大的情况下，相互理解时的那种挣扎。当人们是如此不同时，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克服彼此间的差异，尝试达到相互理解的新水平。大概2017年，这部剧作开始创作。温哥华的剧作家戏剧中心后来将剧本初稿送到斯特拉特福戏剧节，并获得了支持，于是展开了后续合作。
施崇梵：排演这出戏就像是以一个完美的方式来讲述关于性格迥异的人们克服彼此间差异的故事。第一次与他人合作时你必须学会理解对方是什么人。这个故事可谓是近乎绝佳的例子，当中有文化鸿沟、语言鸿沟。故事发生在1983年的北京，与今天的北京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才进行了4年。我认为，西方和中国之间还有着很多误解与不信任。现在是一个讲述这两种不同文化故事的好时机，而这两者都是拥有伟大历史的文化。
阿瑟·米勒的剧作中有很多方面对于1983年的北京观众来说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不像今天的中国人这么熟悉西方。剧中很多概念，诸如人寿保险、上门推销员，在当时的中国甚至都不存在。那部剧有一些非常精彩和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正如米勒和英若诚所说，归根结底，《推销员之死》是关于父子之情的戏剧。他们相信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那部剧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获得全世界广泛关注。
施崇梵：挑战之一是这部剧的规模和雄心。剧中约需20名演员，其中15人的对白要用普通话。全剧约40%是用普通话表演的。翻译张放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助理导演王方正和来自新加坡的语言顾问兼普通话教练赵娜，也对演员提高普通话表演的精准度起了关键作用。我有着从事双语和双文化环境工作的职业经验，知道需要在各环节做额外的步骤，才能让团队舒适地使用非母语工作。
施崇梵：我同意。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譬如中国有高铁等现代化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等。而我们的挑战是尝试描述一个还处于相对贫穷时的中国。除非观众上年纪了，否则较难理解这一背景。当时中国刚走出动荡，经济改革刚起步。我不认为这部剧有助于解释今日的中国，但我认为人们也并不像难以理解40年前的中国那样难以理解今天的中国。今天也许很多人都了解中国是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之一。
施崇梵：剧中很多内容是关于英若诚感到自己两只脚踏在不同的文化中。我不像他那样会说两种语言、熟悉两种文化，但我很高兴也能感受到自己属于两种文化。尽管我并非在中国长大，也不太懂中文，但我感到有些方面会点点滴滴渗透到任何有中国血统的人身上。我认为我与剧中人物的文化教养是相似的，对于如何行为及如何尊重他人的期望都很敏感。我很幸运，有很多文化顾问提出了他们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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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致辞表示，中华文明具有以和为贵的历史基因、兼收并蓄的宽广胸襟、立己达人的价值理念、天下为公的道义情怀，崇尚和追求持久和平、开放包容、普惠繁荣、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我们愿同各国汉学家加强交流对话，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和世界汉学研究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