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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和这名广东客商的缘分，王鹏回忆道：2023年9月底，下邽派出所接到江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在果园被果农围堵。经过处警民警现场调查，了解到江先生与果农约定采购全红的葡萄，但在装车抽检时发现部分葡萄是绿果，未达到采购品质要求。在下邽镇葡萄购销矛盾纠纷调处室内，派出所民警与调委会成员秉承涉农纠纷“快调、快结”的工作机制，结合一些实际案例，对果农释法说理。双方很快达成了书面调解协议，将不达标的葡萄全部更换，再次成为合作伙伴。
“这是我们立足派出所主防职能定位，以高质效的警务服务护航辖区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王鹏告诉记者。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共有29个行政村，6.8万常住人口，耕地面积11.8万亩，其中葡萄种植达6.8万亩。目前，下邽镇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葡萄产业也已成为下邽镇覆盖面最广、支撑力最强的支柱产业。为护航辖区特色产业发展，下邽派出所针对在葡萄购销中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联合镇政府、葡萄产业协会、市场管理监督部门组成下邽镇葡萄购销调委会，探索建立一站式集成、全链条共治的葡萄购销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畅通果农、客商、经纪人三方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全力护航辖区葡萄经济发展。
2024年8月下旬，河南客商赵先生向李大伯订购了10亩葡萄，双方约定以4元/斤的价格收购，并支付了10000元定金。到了正式采摘时，因当地市场价格下降，客商不想以原价格收购，只想要回定金取消订单，而葡萄不及时采摘，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双方僵持不下。这时民警与葡萄购销调委会工作人员及时介入，联合葡萄经纪人做双方工作，聚焦双方争议的收购价格，共同为果农和客商谋求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促成交易的正常进行，保障双方的利益。
“葡萄属于鲜食水果，如果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化解，对果农和客商双方当事人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下邽镇葡萄协会会长梁福民表示。作为“调委会”的主力调解员，每到葡萄丰收季，梁会长就与下邽派出所民警、镇政府工作人员及调委会成员往返于下邽镇各个葡萄交易市场、果园，一线听诉求、讲政策、调纠纷，以专业高效的调处为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不仅仅是梁会长这样的乡贤，遍布全镇的300余名葡萄经纪人在涉农矛盾纠纷调解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王鹏说，葡萄经纪人是果农和市场间的一座桥梁，传递着供需市场的一手信息。下邽镇葡萄协会对全镇300余名葡萄经纪人逐一备案，持证上岗，一方面督促经纪人不扰乱市场行情，按时支付果农果款，维护下邽葡萄良好的市场信誉；一方面有效发挥经纪人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协助民警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情民意收集等工作，对果农和客商发生的一般性矛盾纠纷由经纪人就地化解，无法调解的由葡萄购销调委会介入调解，全力做到常见纠纷就地化解、及时化解、妥善化解。
青紫艳丽的果实是农人汗水的结晶，攀绳搭架的藤蔓是奋斗岁月的见证。近年来，下邽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辖区经济发展特点，深耕“葡萄警务”，依托邽镇葡萄购销调委会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涉农矛盾纠纷由原来的每年150余起，下降到每年60余起，用最好的守护、最温暖的陪伴新利体育，及时回应果农的“急难愁盼”，在希望的田野上护航乡村振兴，为产业发展贡献公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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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健全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宽城区司法局依托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了全域覆盖、普惠高效、专业便捷的人民调解中心，进一步提升了司法为民服务的水平。同时，着力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规范人民调解员的选拔与任用，推行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和持证上岗制度，建立完善了人民调解员岗位责任制度、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等15项工作机制，促进调解员的工作能力与职业素养不断提升。宽城区司法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中心的职能作用，全区103个乡镇（街道）、村（社区）建立了180余个“百姓说事点”以及20余个个人调解工作室，实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宽城区司法局定期组织并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拉网式排查，在重要节点对重点区域、重点事项开展有针对性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保障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
“治已病”，推行民事纠纷“随手调”。针对辖区老旧散弃小区多、特殊人群多、社会治理难题多的“三多”问题，宽城区司法局将党建工作融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探索建立了“3+4”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即：“3”是积极发挥综治中心、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调解组织的作用；“4”是加强人民调解员与“百姓说事点”信息员、“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个人调解工作室4方力量的有机融合。此项工作机制为宽城区人民调解工作注入了强劲的法治动能。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接合部，楼房区在企业改制后面临弃管。为此，宽城区司法局在社区建立了全市首个个人调解工作室，由社区书记兼任调解员，并总结推广了“民事调解十二法”工作法，“零距离”做好人民调解工作。长山花园社区调解员吴亚琴多年来调解民事纠纷1000余件新利体育，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9%。此外，宽城区司法局围绕中心大局，相继开展了多次人民调解专项行动，采取“闭环工作法”，指派党员干部全流程跟踪，对发现的矛盾纠纷，从登记介入、逐级上报、专人调解、提级调解到调解不成引导分流等环节负责，切实做到了调解优先、分层递进、司法兜底。
“治重疾”，构建多元参与分类化解大格局。宽城区司法局积极建立衔接联动机制，通过在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逐步加强诉调对接工作，并依托区法律援助中心延伸工作触角，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针对各类“顽疾”“重疾”做到“应调尽调”。2018年，宽城区司法局在宽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建立了诉前调解工作室，通过采取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建立了专职调解员队伍。截至目前，通过发挥诉前调解委员会“免费、高效、专业、公正”的优势，调解纠纷2118余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18亿余元，接受法律咨询、提供律师指导1.7万余人次。
宽城区司法局始终坚持“人民调解前置、法律援助后援”原则，将调解工作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置程序，区法律援助中心对适合以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的援助案件先行调解，对无法通过人民调解化解或调解不成功，但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及时与区法律援助中心对接，导入援助程序，促使问题及时化解，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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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月子中心变更履行场地”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赵某与某月子中心签订母婴护理服务协议，约定在其王府井旗舰店提供月子期间母婴护理服务，但后期被告知只能在丰台一酒店履行护理服务，双方协商退款后，涉案月子中心未能依约退款新利体育，赵某随即上诉，法院最终判决月子中心全额返还赵某108600元服务费。 月子中心单方更改服务场地被诉 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赵某诉称自己与某月子中心签订母婴护理服务协议，约定由月子中心在其王府井旗舰店提供月子期间母婴护理服务，合同期限为待产家属生产后需月子服务之日起97天，合同总价108600元。赵某于协议签订当日支付定金2000元，后来依约支付余款106600元。刘某在月子中心进行实地营销服务，合同签约过程由刘某代表月子中心全程参与，并参与后续服务沟通。后赵某联系刘某要求月子中心履行合同，被刘某告知合同只能在丰台区某一酒店履行。因赵某家属临近生产，无法确认新地址实际居住情况，且合同签订过程中未出现该地选项，经过沟通后，赵某与刘某达成一致：在赵某与月子中心的合同服务期限内，由于月子中心单方变更服务履行地点，导致不能履行合同，月子中心将在2022年12月16日前将已支付合同款无条件退还赵某。赵某于2022年11月、12月以及2023年1月向月子中心、刘某多次追索，仍未收到款项。故赵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月子中心退还合同款108600元（含2000元定金）；2.月子中心双倍返还定金；3.刘某就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涉案月子中心辩称，仅同意返还已收取的款项共计108600元；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认可新利体育，2000元不是定金新利体育，只能原额返还，不同意双倍返还。刘某辩称，是公司收款行为，亦是公司行为，与个人无关，故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判决月子中心全额退款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某与月子中心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现赵某主张月子中心未按约提供服务，导致己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要求月子中心退还合同款108600元，月子中心对此予以认可，法院亦不持异议。关于月子中心是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一项。赵某主张2000元系定金性质，现月子中心违约故应双倍返还，月子中心则认为2000元系合同款总金额一部分，不同意双倍返还。对此新利体育，法院认为，一方面，从案涉服务合同条款来看，合同中“甲方签约当日支付百分之五定金，即人民币2000元”被修改为“甲方签约当日支付订金，即人民币2000元”，另，服务合同“六、关于合同续约、退费及解约”条款涉及定金字样内容约定，该部分条款亦被删除。虽上述修改及删除操作系月子中心进行，但赵某并未提出明确书面异议且其实际签署合同予以确认，故应认定上述修改删除内容生效并对赵某及月子中心均产生约束力。另一方面，赵某转款2000元时亦备注“订金”，虽其称转账时没有概念，但该说法并不具备合理性及依据，且月子中心出具的收据亦明确载明“订金”。综上，赵某并未提交充足有效证据证明其于2022年4月1日转款的2000元系定金性质，故法院对于赵某要求月子中心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刘某是否应就月子中心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项。法院认为，综合服务合同的签订、服务费款项的交付、双方沟通案涉服务事宜等过程，刘某系作为月子中心的经办人与赵某沟通合同具体履行情况并向赵某承诺退款新利体育，案涉服务合同的相对方系月子中心而并非刘某，其履行的系职务行为，退款义务主体亦应为月子中心，故法院对赵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新利体育，最终法院判决：涉案月子中心返还赵某服务费108600元；驳回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新利体育，现该判决已生效。 焦点：要注意“定金”和“订金”的效力 法官提示，司法实务中，定金、订金的性质及法律效力问题系诉讼当事人较易产生混淆和争议的焦点问题。定金系法律概念，是合同当事人为确保合同的成立、生效或履行而自愿约定的一种担保形式，具有担保的性质，定金交付以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一般抵作价款或者收回。根据法律规定，定金约定必须明确，如果约定不明确则视为没有约定定金，仅依据模棱两可的言辞主张定金的法律后果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另外，定金合同系实践性合同新利体育，以实际交付相应定金款项为成立要件，如果实际并未交付相应定金款项，则视为没有约定定金新利体育，且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而订金仅系一个习惯用语，并非法律概念，一般情况下不具有担保的功能，只是一种预付款项。通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订金被用作表示购买方对商品或服务的购买意向，当然，其具体法律后果需要结合合同实际内容、交易习惯来确定或进行相应法律解释。本案中，赵某虽主张其中交付的2000元系定金，但是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双方曾明确约定过该笔款项的性质系定金，相反在案证据显示该笔款项系预付款订金，故法院对其主张的双倍返还定金诉求不予支持。在此提示广大交易主体，如若计划约定定金条款约束合同主体，则双方应当明确详细磋商定金的具体内容新利体育，包括给付时间、金额等，尽量采用书面形式约定，明确“定金”字样，以防发生纠纷而双方进行扯皮。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 甘浩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