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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始终关系着两岸同胞的前途命运。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统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孙中山先生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道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近代曾被外国侵略势力侵占，台湾民众深受其苦。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随之光复。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大阳城app，但台湾始终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同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大阳城app，中国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伟大祖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始终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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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上午，山东淄博一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敲诈勒索案再审改判无罪。2021年3月，被告人路某某当场捉奸后收妻子情夫约2.5万元“补偿费”，后路某某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六个月。历经三年半的曲折，路某某生活、工作均遭到严重打击，如今终获无罪。在引起大众关注的同时，这起案件再次引发了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敲诈勒索罪的探讨。据刑事律师介绍，近年来大阳城app，“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如果处理不当，被侵权一方有可能遭到侵权者“反将一军”，被诉敲诈勒索，“有理的事也会变成没理的事。”多位刑法学界、业界人士也曾公开表示，司法实践中，敲诈勒索罪存在不当被扩大适用的情况。 那么，维权和犯罪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在主张权利时规避法律风险？律师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桩错案据司法文书，2021年3月，路某某发现妻子张某和情夫刘某某在淄博一家酒店房间内偷情。他用手机拍摄了两人在床上的裸体视频，并对二人拳打脚踢，当日，路某某收取了妻子情夫“补偿款”约2.5万元。事发一周后，情夫报警，路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路某某被羁押期间大阳城app，其家人退赔刘某某损失并取得谅解。 2021年11月、2022年3月，该案两审判决路某某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路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向他人索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路某某服刑期满后，持续进行申诉。2022年12月，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路某某的申诉，路某某继续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诉。 2023年6月，山东高院认为，原判决、原裁定部分事实不清楚，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决定由淄博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今年1月16日，该案在淄博中院开庭再审。 10月8日，淄博中院出具的再审判决书显示，刘某某明知路某某之妻张某已经结婚，仍与张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该案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刘某某为弥补过错大阳城app，主动提出给予路某某补偿，路某某在二人协商过程中虽有言语施压，但经二人多次协商后最终接受涉案数额款项，并非出于非法占有刘某某财物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虽然历经三轮审判后路某某最终被宣告无罪，但他早已服完刑期，其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案发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儿子的生活、工作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将申请国家赔偿。 “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路某某一案让敲诈勒索罪再次进入公共视野。上一次敲诈勒索罪引发舆论热议，是陈某琳敲诈勒索演员吴某某5100万元（其中3700万元未遂）一案，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以及华为前员工李洪元离职后被起诉敲诈勒索，被羁押251天后因不符合起诉条件免于起诉。 北京华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校逢介绍，近年来“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常见情形包括情侣分手女方索要“青春损失费”、员工离职向企业讨薪、消费者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向商家索赔等。当事双方在侵权与索赔的民事纠纷中协商不成，或口头达成赔偿约定后，侵权一方反悔，称自己被对方威胁恐吓，选择报警，继而案发。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大阳城app，并处罚金。 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庄绪龙解释，构成敲诈勒索罪要同时符合主客观两个要件：客观上，行为人必须采取要挟、威胁或恐吓行为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交付财物；主观上，行为人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对于敲诈勒索的规定很简单，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构罪变得很疑难。”刘校逢表示，难点在于界定什么是威胁、恐吓，以及与维权行为的界限在哪里。 “如果行为人有正当的权利基础，并采取法律允许的方式维权，就不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刘校逢告诉新京报记者，比如，路某某因为婚姻被他人破坏收取补偿款、员工离职向企业讨薪、消费者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向商家索赔，上述情况都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如果行为人在维权时采取了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非法手段，有可能会构成其他犯罪。 201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根据被害人过错程度和案件其他情况，可以对行为人酌情从宽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庄绪龙认为，路某某一案中，被害人明知张某已婚，仍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显然对路某某造成精神损害，在理论上可以评价为对路某某负有“道德过错”，即便路某某以此为由通过所谓“胁迫”方式主张索赔，也与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要素存在本质差异，不应构成犯罪。 为了能在主张权利的同时尽量规避法律风险，刘校逢建议，维权时应全程录音录像，留存客观证据；最好在有与事件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调解或谈判，比如社区或街道工作人员；双方经过协商达成结果后，形成书面文件，双方签字，如有第三方也要签字为证。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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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唐一军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消费卡，由他人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组织意识淡漠，瞒报个人有关事项大阳城app，在组织函询、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帮助亲属承揽金融业务；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和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配偶失管失教；毫无纪法观念，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公司上市、职务提拔、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唐一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唐一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