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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红瑞：“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在基层治理中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再来娱乐，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此后，“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闫红瑞：我是1982年在法院参加工作，1985年到1996年任晋城市原郊区人民法院大东沟法庭庭长，同时负责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工作，法庭每年审理近200件案件。初到大东沟法庭时，硬件设施落后，可以说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不下雨时阴暗潮湿，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办案、调解，大家的干劲都很足。90年代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硬件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审判庭、调解室、办公区等一应俱全。
那些年，我们携卷下乡，走村串户，深入农村一线，将司法服务触角延伸至最基层，与村调解委员会直接对接，逐村排查纠纷，构建起一张覆盖广泛、反应迅速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就近化解。同时，探索出“群众+调解干部+法官”相结合的调解方法，让群众敢“发声”、会“发声”，运用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
我记得下村镇河东村发生了一起相邻排水纠纷，地势较高的前院排水不通，导致后墙潮湿发霉，墙面岌岌可危，影响到了后院建筑设施安全。因为涉及到施工费用，两家互不相让。发生纠纷后，法官、调解员、村调委会成员召集相邻的村民、当事人、村干部同时在场，实地勘察，了解案情。最后由村委会牵头，当场作出施工安排，及时解决了村民的排水纠纷。
闫红瑞：2017年退休后，出于对群众工作的一种特殊情怀，我又担任了7年的专职人民调解员，经常遇到的纠纷有关婚姻家庭、相邻纠纷较多，其次是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我主要负责婚姻家庭纠纷，这几年大概调解了数百件婚姻家庭类纠纷。回想起来，每一个当事人，我都把他们当作家人，每一个案子，我都当作自己的家事去办，我认为，这种将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工作态度，也是“枫桥经验”的运用。
创建初期，我们先从试点起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或法庭先行先试。2018年，泽州法院在川底法庭试点成立了“和事佬”调解室，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18年到2021年再来娱乐，川底法庭“和事佬”调解室诉前调解各类纠纷452件。如今，这些成功经验被复制推广，泽州法院成立了多处“和事佬”调解室再来娱乐，将司法触角延伸到镇街、村社等社会治理末端，将矛盾纠纷预防在苗头、化解在基层。
王建国：印象深刻的案例太多了，有一个“老信访”变身“和事佬”的案子。川底镇的焦某曾经是一名“老上访户”，当地党委多次和法官、“和事佬”到焦某家里协商，对其生活进行救助，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最终，在法官、“和事佬”的用心调解和帮扶下，焦某与对方达成了和解。案结事了后，焦某主动要求加入调解员队伍“现身说法”再来娱乐，积极参与化解信访案件。
还有的当事人“输”了官司却给法庭送来锦旗，申某是一起离婚案件的当事人，法官、“和事佬”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进行了四、五个小时的调解，将抚养费、探视权、财产归属等问题都做了妥善处理。申某被打动了，给法庭送了一面印有“公正司法、清正廉洁”的锦旗，他说“虽然调解协议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但看着你们为了这个事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我心服口服！”
王建国：是的，沁水县是人民作家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法院深入挖掘赵树理调解文化理念，通过阅读文集、走进故居、调研感悟，发现赵树理善做群众工作、始终站在群众立场。他在《抗日根据地的打官司》一文中写道“一星期完了案，地界断清，总共没有花够六角钱。”充分体现了根据地公正、效率、便民的司法理念，与当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沁水法院从赵树理文学作品《三里湾》中提炼出“常有理”“惹不起”“铁算盘”“能不够”“小反倒”“糊涂涂”6个典型人物，提炼出“先看戏、后说事；先算账、后了事；先放气、后说理；先把脉、后治病；先戴帽、后和好”的“赵树理调解工作法”，针对不同类型纠纷灵活运用，结合不同的当事人因案施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三年，沁水法院调解各类纠纷3300余件。
王建国：沁水法院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在乡镇党委领导下，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推动建立“三长会商”联动机制，具体包括矛盾纠纷流转衔接、联合化解、业务培训等“六项机制”。同时，构建工会、妇联、网格员、村干部等共同参与的“3+N”联防联动联调格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矛盾纠纷止于未发、化于无形。
“三长会商”联动机制在促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来讲一个例子。端氏法庭在处理案情复杂且涉及多方的一起坟茔迁移案时，启动“三长会商”机制，派出所民警现场维护秩序，司法所在尊重当地丧葬习俗的前提下，先行调解迁坟选址、日期等矛盾，法庭重点对赔偿标准、赔偿对象、赔偿方式等组织各方协商，在多方联动下，这起纠纷在6个小时内成功化解。
张沁萍：“枫桥经验”在不同时期不断演进，每个时期都有新的内涵，体现了与时俱进。我认为其核心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枫桥经验”的不变灵魂、根本保证，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坚持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三是源头预防为主，建立预警机制，早发现、早化解，以防为主，多元共治，强调矛盾纠纷就地实质化解。四是服务为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晋城法院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联合公安、检察、司法等多家单位再来娱乐，制定了《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实施方案及任务分解》，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运行，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同时再来娱乐，利用科技手段推进“共享法庭”建设，不增编、不建房、快落实、广覆盖，以“一根网线、一块屏”为标准配置，将司法触角延伸到镇街、村社，真正让人民群众“不跑一次、不跑一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诉讼服务。
张沁萍：是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群众路线为一以贯之的灵魂，数字科技在社会治理中展现出了独特的创造性和优越性。晋城法院着力打造智慧一站式、立体化、综合性诉讼服务中心，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行网上立案，当事人只需在网上提交符合要求的材料，即可直接登记立案，实现了立案工作“零跑腿”，今年以来，晋城两级法院网上立案10851件。目前，全市22个法庭正在全面推行立审执一体化，“一条龙”落实法律咨询、立案登记、案件调解、审判执行等司法服务，“一揽子”解决群众司法需求再来娱乐，构建起“全覆盖、全功能”的基层司法服务网络。
我们搭建了“胜诉即退费”数字系统，减少退费材料、简化退费流程、改革文书模板，打通审判管理系统、诉讼费管理系统、执行系统，实现诉讼费“主动退、线上退、快速退”。积极推行“当事人一件事改革”，两级法院全面开通“院长热线”，诉讼服务窗口推出“带班帮办”制度，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面对面接受群众咨询，提供兜底服务，推动“办不成”变为“办得成”，“办不了”变为“办得好”。
张沁萍：晋城法院立足司法审判职能，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与有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展现了各自独特的创新实践。比如，高平法院与当地街道办事处成立“法治社区共建点”，陵川法院构建了“网格吹哨、调解报到、法官指导、接诉即办”的纠纷预警化解格局，阳城法院返聘退休法官创立“夕阳红”调解室。晋城中院各党支部由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进企业、入乡镇，与各村居、企业结对，提供法律咨询、业务指导、纠纷化解等多元司法服务，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以晋城市城区法院为例，2022年8月，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指导下，政法委统筹协调，建成了市域社会治理中心，整合人民调解、诉前调解、信访接待、法律援助、行政复议等19家单位入驻，由法官、调解员等组成“调解人才资源池”，对群众合法合理诉求“一站式”解决。同时，城区法院与26家行政及行业调解组织、72名调解员对接，充分利用“智慧司法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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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完善功能配套，达到“五个一”全配备，即一支队伍（“法律明白人”与社区法律顾问联合办公）、一套制度（制度规范公示）、一套学习教材（包括“法律明白人”常用法律知识书籍和学习笔记）、一个“法律图书角”、一个培训室。在做到“标识、标牌、标语”三齐全的基础上，展示“法律明白人”主要工作职责等制度，设置摆放法律相关书籍的“法律图书角”供“法律明白人”和居民群众查阅学习，定期邀请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专家到培训室为“法律明白人”充电赋能，全方位提升“法律明白人”综合素养和为民服务能力。
“法律明白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探索和创新矛盾纠纷化解路径。依托“田园幸福议事厅”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矛盾纠纷“三解”工作法，在日常走访排查过程中，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当排查发现矛盾纠纷或接到居民纠纷投诉时，立即联合网格长、综治专干、司法所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了解、分析研判，力争当场化解矛盾纠纷；现场无法调解的，将矛盾双方当事人邀请至工作室，通过“法律明白人”讲解法律知识，并联合心理咨询师开解心结问题，社区民警化解矛盾冲突进行问题“三解”，充分发挥各方优势，讲清法条规定，辨明利害关系，引导居民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推动矛盾纠纷尽早化解。
一个小小的“法律明白人”工作室，连接的是群众的急难愁盼，牵动的是群众的幸福指数。盘龙区田园路社区“法律明白人”工作室的挂牌成立是盘龙区司法局、东华司法所加强“法律明白人”队伍履职保障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法治社区建设的关键举措。下一步，盘龙区司法局、东华司法所将持续打造“法律明白人”工作室，通过“以点带面、以面带片、以片带广”的方式，充分发挥“法律明白人”工作室品牌集成效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的新要求新期盼，力争把“法律明白人”工作室建成群众身边“做得好、信得过、叫得响”的“金字招牌”，助力平安盘龙、法治盘龙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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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铜镜是中国古人照面理容的用具，《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载：“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铜镜与古代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用具。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铜镜为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距今已有四千多年。铜镜在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铜镜造型丰富，纹饰多样，制作精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铜镜，既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印记，又具有传承发展、交流互鉴的共性特征。
金代铜镜远承汉唐流风，近接北宋余绪，在金朝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形成了中国铜镜艺术发展史上最后一个繁荣阶段。金代铜镜背面图案一般以动物、植物、山水、人物故事题材为主，镜钮形制多样，用于系带手持或挂在镜架上。鱼纹镜在金代铜镜中所占比例很大，人物故事镜题材广泛。部分铜镜背面图案既有中原铜镜特点，又有女真民族风格。目前发现的金代铜镜中，有部分铜镜镜缘錾刻汉文或女真文验讫铭款及押记。
镜背内区图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一幅以山水画为背景的人物故事画面，在山脚下一位头戴席帽、身穿布袄的农夫手持锄头正在田间耕作。画面左侧是枝叶茂盛的大树，树下是两位身着长袍的官员手指土地正在交谈。下半部分为一对鲤鱼在河水中嬉戏追逐，张嘴鼓腮，展鳍摆尾，掀起朵朵浪花。外区为云纹带，与内区图案相接。此铜镜构图新颖，将人物、双鱼融于一镜，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中国现存铜镜中不可多得的实物珍品。
渔猎文化的特征在金代文化中表现得十分突出，鲤鱼是女真族十分喜爱的动物。金国建立之初，其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黑龙江省境内，据《金史》记载，女真人世居于“白山、黑水”间。在这里“白山”指的是长白山，“黑水”指的是黑龙江。早期的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再来娱乐，他们视鲤鱼为祥瑞之物。女真人认为鲤鱼是一种繁殖力很强的动物，因此将其看做是女真族人口繁盛的象征，雌雄双鱼形象在金代十分流行。
金代黑龙江地区垦田面积扩大、农作物品种增多，农业人口增长，成为金朝的重要产粮区。这与金朝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推行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密不可分，黑龙江地区包括女真、汉、契丹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努力进取和辛勤耕耘，造就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镜背图案上半部分的人物故事画面再来娱乐，表现出当时农民忙于田间耕种、官员督察农耕的场景，说明女真人当时已从事农业生产，并得到统治者重视和鼓励。
张伟：铜器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其中青铜镜是中国古代金属器物中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过许多影响的器物，也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根据考古发现，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阿富汗及伊朗等国均出土了不少中国古代铜镜。由此可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除了茶、丝绸和瓷器外，铜镜亦占有一定地位。
张伟，黑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馆员，黑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黑龙江省博物馆历史类陈列展览内容设计工作、黑龙江地方史研究等，黑龙江省博物馆基本陈列《黑龙江历史文物陈列——以肃慎族系遗存为中心》《哈尔滨往事——20世纪初哈埠社会生活展》《黑水文脉——黑龙江历史文物陈列》大纲主要撰写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