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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之下，法治建设如何更好回应现实需求？法学研究如何关照社会现实？2024年，澎湃新闻“法学何为”专题再启，我们试着回归现实，以专家视角观察法律现象、理解法治内涵，继续探寻“法学何为”的方向和现代法治的精神。本期专访嘉宾为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
李曙光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企业破产法》修订工作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起草小组顾问。作为破产法的权威专家，他在新近出版的《破产法二十讲》一书中，对破产法的基本性、关键性、疑难性问题作出阐释，用大量篇幅对破产法实施与修改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当下备受关注的个人破产、破产重整等问题发表见解。
如此来看，破产法的魅力何在？李曙光认为，破产法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扮演了先锋者、风向标的角色，它介入了一切法律交易关系，关乎企业与个人债务人的生存及社会稳定，处理的是最棘手的、最麻烦问题，“破产是一个非常讲究效率的程序m6平台米乐，破产企业就像夏天的冰棍，时间一长资产价值就融化了，所以要快速处理，不能拖泥带水”。
李曙光：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进程非常跌宕起伏，本身就是一个异常精彩的故事，也很具灵动性，具有各种不确定的环境变化的可能，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中的大写的“人”。作为一个基础规则，所有的投资者、债务人、债权人、相关利益方，都离不开它。它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种天然互动关系，完全可以说是中国转型经济的代名词。
破产现象本身有很多故事，每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故事。同时，破产法在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又扮演改革先锋者的角色，风向标或政治信号，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有无数的联想，普通人、企业家、学者、政治家的理解都不一样，它介入了一切法律交易的关系，关乎企业与个人债务人的生存及社会稳定，处理的也都是最棘手、最麻烦的问题。所以，破产法很有魅力。
实际上，中国法院处理的第一个破产案应该是南昌的地下商场案，当时破产法还没通过和实施，破产法是1986年6月份制定，正式的实施要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满三个月才能生效。当时的这部法律很特殊，一是它属于试行法，有关企业破产试行的法律。二是这部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就是国有企业。后来，这部法律一直试行了十年，直到2006年新破产法出台。
所以，破产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词，2006年起草新破产法时有领导说“中国破产法”的称谓不好听，最后我们取名“企业破产法”。其实，某国破产法是指它是一个国家的法律，破产是一个中性概念，但它的内涵却表示一个国家从传统文明迈向现代市场文明，这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就像放了一个“核弹”，社会主义和破产自此产生了交集，实现了突破。
李曙光：我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破产法时，搞破产研究的学者很少，全国法学院也就几个人在搞，现在仅我们学校就有十几位教授在教破产法，这在当时感觉是不太可能的事。我从事破产法研究和我的同乡曹思源有关系，他当时是社科院于光远老师的研究生，后来他到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中心工作，发现发达国家有破产法，我们没有，他就在国内最早提出要搞破产法，当时有“曹破产”称誉，希望通过破产法来推动经济改革。他是学经济学出身的，1985年，有一次老乡聚会，得知我是学法律的，就希望我帮忙找这方面的法律资料。我当时是在读法制史博士，兴趣较广泛m6平台米乐，就找到我们学校教商法的王书江老师编的一本日本商法的书，里面有日本破产法的一些资料，资料给曹思源时他极为兴奋。随后他又邀我一起去沈阳调研，随他去北大演讲，当时切身感觉到破产的问题很受关注，对中国经济改革很重要，于是来了兴趣。1988年，我与老曹一起创办了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老曹是所长，我任副所长。对破产法的研究就这么开始了。
我最近到韩国考察，关注到韩国宪法与破产法的关系，有个案例很典型，这个案例是韩国一位教师因清偿不了个人债务，申请个人破产，法院允许了。这位老师破产之后，学校把他开除了，剥夺他从事教师职业的权利，他就到宪法法院起诉学校违宪，最后宪法法院的裁定支持了学校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个人破产意味着破产的个人信用不完整，为人师表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信用，怎么让学生与家长信任？也就是说，他只能等过了破产考察期间，才可以再从事教职。所以，只有破产法律才敢于触碰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但在我国，破产法的地位还远远不够，我们并没有把它放到宪法的高度。我2001年在一本书中谈宪法与破产法有关系，这一提法在当时不被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认可，说不删除这部分就不出版，说破产法跟宪法怎么会有关系，让我修改，但我坚决不同意修改。直到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一字不改出版了我这本书。现在这个破产法是市场经济“宪法”的观点被许多破产法学者认同，包括宪法学者也都认同这个观点。
李曙光：目前，我国的《企业破产法》正在全国人大立法机构紧锣密鼓地修改之中，新的破产法即将产生。企业破产法从2006年制定至今已经18年了，当时只有136条，但还是很先进，国内外社会评价都很高，但毕竟很多细节没有，比如清算制度、重整制度的细节，以及管理人的地位m6平台米乐，如何履职？怎么监督等等。还有一些新制度发展与破产程序当中的问题，实践中有许多制度创新、国际上破产法发展的新趋势，如小微企业破产重整、跨境破产、金融机构破产等，还有企业的合并破产，有什么标准、条件，这些都是新问题新情况新发展。如今，这些都成为需要面对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个人认为，与2006 年的法律版本相比，这次破产法的修改应该是一场“大修”，预计条文内容将会出现诸多新的变化，更加具有针对性，很值得期待。此次修法应该让社会各利益方参与讨论，企业家、债权人、债务人、投资人、管理人、相关法官、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与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都应参与讨论，因为他们最了解问题所在、需求所在。
近两年，预重整制度得到破产界的高度关注，在实践中也已经被大量用来处置困境企业，但仍有争论。实践中，预重整现在基本上是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协议，最后寻求法院的批准，使得预重整协议具有法律的效力。另一种在实务中运用更为普遍m6平台米乐，即法院提前介入任命管理人，提前确定重整协议的效力，甚至给予比较长的预重整保护期。
预重整最早在美国兴起，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正式入法的制度，这次破产法修改应考虑预重整入法的问题。在实践中，究竟应更强调预重整的市场化，还是应更强调法院的提早介入？我个人不太赞成后者的程序，这样会把法院视为“企业医院”而失去中立性、权威性，而且重整保护期里涉及很多复杂的法律问题，一旦有了法院的介入，就会出现与其他法律的衔接、竞合和冲突问题。
李曙光：破产法正在探索一场巨大的制度革命。人工智能和数字时代实际上在改变我们市场经济的定义，原来的市场经济都是线下，都是单边巿场，都是面对面交易或者一对多交易。现在m6平台米乐，很多都是双边市场或多边市场，去中心化的智能合约交易，甚至都追踪不了交易轨迹。特别是数字货币的出现，涉及全球财产追踪，市场经济的边界也在无限扩张，所有的法律就要跟着变化，这是破产法急需应对的东西。
李曙光：个人破产，也称消费者破产、自然人破产。个人破产制度指的是，在“良善债务人”因各种原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由司法介入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分配或重整，在一定条件下豁免其债务，并确定和规范破产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制度。这里的“良善债务人”指的是“诚实而不幸”“诚实而值得同情”或“诚实而不慎或不智”的债务人。
当前，立法机构正在考虑在企业破产法（修改）中引入个人破产制度。其实m6平台米乐，个人破产制度立法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也有了一定的地方立法试点与实践基础，但全国性的立法仍面临很多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虽然发达国家成熟的个人破产制度，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但不能只是简单移植国外制度，而是需要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构建既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又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式的个人破产制度。因此，探讨中国个人破产立法的价值目标、制度障碍以及如何克服等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极具现实意义。
李曙光：个人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基石，也是新型商业和社会文化的基础。尤其这几年有关破产的话题更受关注，现在到处都是无序的倒闭，没有纳入法治轨道处理，很多人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整个市场的声誉机制和信用机制是乱的，甚至处于原始野蛮的状态。破产代表破土新生，就像土地翻新一样，社会本身也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要给它以出路，所谓不破不立。
个人破产制度立法还有两个另类价值：第一，引入个人破产制度，将改变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不愿个人自负其责的文化传统。第二， 个人破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约束债权人的机制。目前，中国社会存在许多“子债父还”的现象，与高利贷相关的大量催债行为也相伴而生。此外，一些金融机构在放贷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不良的贷款行为。因此个人破产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债权人的行为，使其在借贷时更加审慎。
现实的情况是，一个人欠债之后除了有道德的谴责，甚至还有暴力追债，始终不会有人信任你，变成了一个没有信誉的人。所以，他只会走向绝路，生活没有希望，也因此增加了社会不稳定。所以，个人破产制度能够给人鼓励，让人有重生的希望。同时，它又有一个很重要价值，就是提醒债权人别瞎借钱，因为如果有了个人破产制度保护，钱就可能要不回来了，债权人也要控制自己的行为。
在我看来，有几个重要方法可以防止破产逃债现象：第一，对于困境企业和特殊资产的处置和救治，要关口前移，让债权人更早地进入到困境企业或者特殊资产的关注中，要通过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完善等一系列方式，让债权人能够更加了解债务人企业的真实经营状态与偿付能力状况。第二，法院在受理破产案件过程当中要更好地进行立案审查，要更多地运用听证的方式对破产立案把关，要把假破产真逃债的企业挡住。第三，要更好、更专业地解读运用企业破产法，让破产管理人正确行使权利。最后，还要运用破产法与民法典等制度工具和一些相应法律制度的结合去打击逃废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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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3年9月12日，贵阳市中院一审认定，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已故）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拐骗11名儿童到河北省邯郸市出卖，以其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素燕（即杨妞花）、张晓峰、侯通通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万元。余华英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素燕、张晓峰不服，分别向贵州省高院提起上诉。
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阳市中级法院开庭重审。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余华英为谋取非法利益，自1993年至2003年期间伙同龚某某(已故)、王某某(另案处理)m6平台米乐，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儿童进行拐卖，余华英共拐卖17名儿童。公诉机关提请以拐卖儿童罪追究余华英的刑事责任。庭审中，出庭检察员仍建议判处余华英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