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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红瑞：“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在基层治理中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此后，“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闫红瑞：我是1982年在法院参加工作，1985年到1996年任晋城市原郊区人民法院大东沟法庭庭长，同时负责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工作，法庭每年审理近200件案件。初到大东沟法庭时，硬件设施落后九游会j9中国，可以说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九游会j9中国，不下雨时阴暗潮湿，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办案、调解，大家的干劲都很足。90年代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硬件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审判庭、调解室、办公区等一应俱全。
那些年，我们携卷下乡，走村串户，深入农村一线，将司法服务触角延伸至最基层九游会j9中国，与村调解委员会直接对接，逐村排查纠纷，构建起一张覆盖广泛、反应迅速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就近化解。同时，探索出“群众+调解干部+法官”相结合的调解方法，让群众敢“发声”、会“发声”，运用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
我记得下村镇河东村发生了一起相邻排水纠纷，地势较高的前院排水不通，导致后墙潮湿发霉，墙面岌岌可危，影响到了后院建筑设施安全。因为涉及到施工费用，两家互不相让。发生纠纷后，法官、调解员、村调委会成员召集相邻的村民、当事人、村干部同时在场，实地勘察，了解案情。最后由村委会牵头，当场作出施工安排，及时解决了村民的排水纠纷。
闫红瑞：2017年退休后，出于对群众工作的一种特殊情怀，我又担任了7年的专职人民调解员，经常遇到的纠纷有关婚姻家庭、相邻纠纷较多，其次是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我主要负责婚姻家庭纠纷，这几年大概调解了数百件婚姻家庭类纠纷。回想起来，每一个当事人，我都把他们当作家人，每一个案子，我都当作自己的家事去办，我认为，这种将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工作态度，也是“枫桥经验”的运用。
创建初期，我们先从试点起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或法庭先行先试。2018年，泽州法院在川底法庭试点成立了“和事佬”调解室，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18年到2021年，川底法庭“和事佬”调解室诉前调解各类纠纷452件。如今，这些成功经验被复制推广，泽州法院成立了多处“和事佬”调解室，将司法触角延伸到镇街、村社等社会治理末端，将矛盾纠纷预防在苗头、化解在基层。
王建国：印象深刻的案例太多了，有一个“老信访”变身“和事佬”的案子。川底镇的焦某曾经是一名“老上访户”，当地党委多次和法官、“和事佬”到焦某家里协商，对其生活进行救助，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最终，在法官、“和事佬”的用心调解和帮扶下，焦某与对方达成了和解。案结事了后，焦某主动要求加入调解员队伍“现身说法”，积极参与化解信访案件。
还有的当事人“输”了官司却给法庭送来锦旗，申某是一起离婚案件的当事人，法官、“和事佬”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进行了四、五个小时的调解，将抚养费、探视权、财产归属等问题都做了妥善处理。申某被打动了，给法庭送了一面印有“公正司法、清正廉洁”的锦旗，他说“虽然调解协议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但看着你们为了这个事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我心服口服！”
王建国：是的，沁水县是人民作家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法院深入挖掘赵树理调解文化理念，通过阅读文集、走进故居、调研感悟九游会j9中国，发现赵树理善做群众工作、始终站在群众立场。他在《抗日根据地的打官司》一文中写道“一星期完了案，地界断清，总共没有花够六角钱。”充分体现了根据地公正、效率、便民的司法理念，与当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沁水法院从赵树理文学作品《三里湾》中提炼出“常有理”“惹不起”“铁算盘”“能不够”“小反倒”“糊涂涂”6个典型人物，提炼出“先看戏、后说事；先算账、后了事；先放气、后说理；先把脉、后治病；先戴帽、后和好”的“赵树理调解工作法”，针对不同类型纠纷灵活运用，结合不同的当事人因案施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三年，沁水法院调解各类纠纷3300余件。
王建国：沁水法院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在乡镇党委领导下，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推动建立“三长会商”联动机制，具体包括矛盾纠纷流转衔接、联合化解、业务培训等“六项机制”。同时，构建工会、妇联、网格员、村干部等共同参与的“3+N”联防联动联调格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矛盾纠纷止于未发、化于无形。
“三长会商”联动机制在促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来讲一个例子。端氏法庭在处理案情复杂且涉及多方的一起坟茔迁移案时九游会j9中国，启动“三长会商”机制，派出所民警现场维护秩序，司法所在尊重当地丧葬习俗的前提下，先行调解迁坟选址、日期等矛盾，法庭重点对赔偿标准、赔偿对象、赔偿方式等组织各方协商，在多方联动下，这起纠纷在6个小时内成功化解。
张沁萍：“枫桥经验”在不同时期不断演进，每个时期都有新的内涵，体现了与时俱进。我认为其核心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枫桥经验”的不变灵魂、根本保证，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坚持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三是源头预防为主，建立预警机制，早发现、早化解，以防为主，多元共治，强调矛盾纠纷就地实质化解。四是服务为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晋城法院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联合公安、检察、司法等多家单位，制定了《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实施方案及任务分解》，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运行，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同时，利用科技手段推进“共享法庭”建设，不增编、不建房、快落实、广覆盖，以“一根网线、一块屏”为标准配置，将司法触角延伸到镇街、村社，真正让人民群众“不跑一次、不跑一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诉讼服务。
张沁萍：是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群众路线为一以贯之的灵魂，数字科技在社会治理中展现出了独特的创造性和优越性。晋城法院着力打造智慧一站式、立体化、综合性诉讼服务中心，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行网上立案，当事人只需在网上提交符合要求的材料，即可直接登记立案，实现了立案工作“零跑腿”，今年以来，晋城两级法院网上立案10851件。目前，全市22个法庭正在全面推行立审执一体化，“一条龙”落实法律咨询、立案登记、案件调解、审判执行等司法服务，“一揽子”解决群众司法需求，构建起“全覆盖、全功能”的基层司法服务网络。
我们搭建了“胜诉即退费”数字系统，减少退费材料、简化退费流程、改革文书模板，打通审判管理系统、诉讼费管理系统、执行系统，实现诉讼费“主动退、线上退、快速退”。积极推行“当事人一件事改革”，两级法院全面开通“院长热线”，诉讼服务窗口推出“带班帮办”制度，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九游会j9中国，面对面接受群众咨询，提供兜底服务，推动“办不成”变为“办得成”，“办不了”变为“办得好”。
张沁萍：晋城法院立足司法审判职能，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与有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展现了各自独特的创新实践。比如，高平法院与当地街道办事处成立“法治社区共建点”，陵川法院构建了“网格吹哨、调解报到、法官指导、接诉即办”的纠纷预警化解格局，阳城法院返聘退休法官创立“夕阳红”调解室。晋城中院各党支部由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进企业、入乡镇，与各村居、企业结对，提供法律咨询、业务指导、纠纷化解等多元司法服务，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以晋城市城区法院为例，2022年8月，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指导下，政法委统筹协调，建成了市域社会治理中心，整合人民调解、诉前调解、信访接待、法律援助、行政复议等19家单位入驻，由法官、调解员等组成“调解人才资源池”，对群众合法合理诉求“一站式”解决。同时，城区法院与26家行政及行业调解组织、72名调解员对接，充分利用“智慧司法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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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达在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等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著述。他曾主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教材，出版《陈先达文集》《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期刊及中国主流媒体上发表《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等文章200余篇，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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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院长陈结介绍，2018年重庆大学颁布实施《重庆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2020年该校对这一办法进行了修订，对于允许转让的科技成果，学校经评估并收取一定比例资源占用费后，将成果所有权让渡给完成人或赋予完成人长期使用权，由完成人自主实施转化，这便是“权益让渡”。
相比较“权益让渡”还需要向学校先交纳资源占用费，2024年重庆大学对该办法进行了进一步修订九游会j9中国，新推出的“权益约定”模式更加灵活。陈结表示，“权益约定”是指学校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估后，通过协议约定获得未来收益支付给学校。在此模式下，学校的教师如有创业打算，不用再先向学校交纳资源占用费，可以等成功转化后，再交纳这笔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