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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媛观看了美国青少年代表团访华视频。美方学生代表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这次参访中国多个省市、了解不同民族风情、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难忘经历和感受。美国林肯中学副校长阿门愉快地回忆起2015年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访问林肯中学的情景，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两国青少年交往的关心和支持，愿为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积极贡献力量。彭丽媛表示，这次参访活动非常丰富多彩，同学们和中国青少年结下了深厚友谊，相信将在大家心里留下美好印记。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希望大家回国后同家人、朋友、同学分享访华见闻，传递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让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树不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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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至10日，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麟前往资阳市县两级检察机关调研，在临空经济区部分企业、安岳县永顺镇玉康村、文化镇隆恩村走访，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和法律需求。王麟特别强调：“‘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连着‘朝阳’，事关千家万户。资阳检察机关要立足实际情况，扎实做好独居老人关爱服务和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协同相关部门落实入职查询、从业禁止制度，深化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等，运用检察方式守护好‘朝夕美好’。”

今年以来，四川检察机关成立以省检察院检察长王麟任组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制定《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万名检察官护万企”活动推动落实“检察护企”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四川省检察机关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决定自2024年2月至12月在全省部署开展“万名检察官护万企”活动、“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并将专项行动纳入政治督查和年度绩效考评工作，成立9个院领导担任组长的督导组，对全省22个市（州）检察院全覆盖开展专项督导，围绕企业所需、民心所向，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企、民生案件，在“四下基层”中书写“检察为民”答卷。

全省检察机关干警主动作为，从政治上着眼，法治上着力，持续优化检察职能，以实际行动践行“四下基层”，有序有力推动“检护民生”“检察护企”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省检察院开展“送课下基层”活动，由全省检察业务专家、业务骨干组成的讲师团走进甘孜、阿坝、凉山州检察院开展授课，围绕民事虚假诉讼监督，行政检察的热点、重点、难点及典型案例的培育和打造等方面，帮助三州地区基层检察院提升民事行政检察队伍素能，推动做实做优更高水平的“检察为民”。全省检察干警大力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深入学校、社区、企业、乡村等，全覆盖进行反诈法治宣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乐山市检察院针对小微企业设立片区联系人制度，覆盖全市5000余家小微企业，制定检察官联系人工作指引和企业法治体检项目表，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法律问题；南部县检察院开展“上门和解”工作，22件涉企诉讼案件、3200余万元涉诉财产有效执行……

今年4月，洪雅县检察院聚焦养老机构安全监管治理，对辖区内12个乡镇、15家敬（养）老院安全保障硬件配套设施、日常护理、餐饮安全等方面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部分敬（养）老院存在道路上、无障碍通道上青苔较多，地面湿滑，无障碍通道处扶手栏杆损坏、地面存在高差但未设置轮椅坡道连接等隐患问题，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对此，洪雅县检察院决定立案办理，向2个乡镇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履职。目前，乡镇政府共排查无障碍通道隐患12处，安装扶手125米，修理损坏栏杆5米，安装卫生间安全抓杆34套，设置轮椅坡道连接25处。

“古蔺县大寨乡富民村位于乌蒙山片区腹地，苗族人口超过18%，村民们不仅需要经济支持，更需要法治帮扶。”自2023年8月来到富民村实地调查后，刘子弘立足富民村实际，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申请将古蔺县检察院家事检察工作室迁移到富民村，打通检察机关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及时掌握村情民意，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加快培育“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乡村、进学校活动，用心用情提供法律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法治宣传等，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擦亮乡村振兴法治底色。

崇州市检察院在“天府粮仓”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打造“天府粮仓·微检治”联络站，通过开展检助发展、检企同行、检护生态、检促治理、检育文化等“五检护粮仓”行动，聚焦耕地保护、种子安全、农资安全、外来物种治理、农业污染治理等领域，以检察办案为中心，用法治之力助力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贡献检察力量。

瞄准笋农增收关键时间节点，峨边县检察院深入笋山设立“12309”流动检察服务站，现场向3000余名笋农笋商开展“以案释法”，耐心倾听群众诉求与疑问，围绕竹林可持续发展、竹笋公平买卖交易、笋农权益保障等内容提供法律咨询、答疑解惑，发放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典型案例、森林防灭火宣传手册等资料2000余份，有效增强笋农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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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澎湃新闻记者从庭审中获悉，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双方约定，存在明显瑕疵，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法院一审判决，根据不同的票价，采用阶梯式的退票比例，按单张票价420元、650元、910元的标准退还9名原告票款。比如，对于支付1299元票款的原告，被告应退还票款910元（比例约为原票款的70%），这也是该系列案件判决中的最高退票比例。

其二，从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演出舞台承重柱遮挡部分区域观众视线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必然会被受影响观众发现，被上诉人在履约过程中并无隐瞒的客观条件。此外，在演出舞台搭建完成后，被上诉人应知晓舞台承重柱会对部分座位观众的视线产生遮挡，其也采取了为受影响观众现场调换座位的应对措施。因为上海站为梁静茹巡演的第一站，被上诉人对承重柱影响范围的预估确实不足，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因准备不足而未能为上诉人在内的部分受影响观众现场调换座位，其履约行为确实存在瑕疵，但并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主观上存在欺诈的故意。

该案中，上诉人实际观看了演出，因观看视线有遮挡，其现场观看体验确实受到了一定影响，但该影响尚未达到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故法院难以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由此，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全额退款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于法有据。然被上诉人的行为确实构成履行瑕疵的违约，一审法院根据不同票价的座位受影响的实际情况，采用阶梯式的退款比例，酌情确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退款的金额，并无不当，数额亦属合理，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综上，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张玉霞认为，该案说明了实践中对于消费欺诈行为的认定举证责任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轻易较难认定。也体现了法院对惩罚性赔偿的认定较为严苛，相较于惩罚获利更倾向于填平原则。“实践中即使一方确实存在欺诈，也往往会以违约、过失为由进行抗辩，导致法院可能会认定违约而非欺诈，所以需要更明确行业规则和公开公示的内容，更有利于消费者在事实的基础上有证据地维权。”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