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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翊庭表示，市场参与者均希望更快地交易和结算，全球交易所都在积极回应这一需求，世界不同证券市场已经或正在转向更短的结算周期。这意味着交易结算更快，投资者可以更迅速地取回资金，从而提升市场流动性。港交所将继续优化系统，建设下一代结算和交收平台，目标是在2025年底前，确保港交所现货市场的基础设施在日后有兼容T+1(交易登记日的次日)结算周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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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等中国历史小说，凭借想象丰富、故事精彩、代入感强等优势加速出海，打开了外国人“读懂中国”的新窗口。在中国作家眼中，中国历史小说缘何拨动当代读者心弦？迥异的文化背景是否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日前，著名作家马伯庸在上海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一个因美食改变国家版图的故事激发了我的创作兴趣，史书记载往往是简略的，于是文学创作有了用武之地。任何食物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和可取之处，应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每一种食物。在文学创作中，食物可以更好地呈现农耕民族、海洋民族、游牧民族等不同群体迥异的生活方式、性情表达、民俗文化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等。
通过与不同国家的读者交流，我愈发深刻体会到人类彼此间的共性大于个性。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哪个文化圈，人们珍视的东西基本一致：对家庭的关心、对亲情的眷恋、对友情的渴望、对自我成长的表达……海外读者可能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但他们能读懂作品中蕴含的人性，这种人性古今中外并无不同，也正是人性引发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共鸣。
法国文学家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引入法国，法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但赵氏孤儿所蕴含的人性力量仍然能折服法国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如荷兰小说家高罗佩写了《狄仁杰奇案》，让狄仁杰成为西方推理小说殿堂中的一员；日本历史小说家宫城谷昌光写了一系列春秋历史小说……这些作品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尽管外国作家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程度各不同，但他们都能敏锐提炼出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共通之处。
小说《长安的荔枝》取材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古诗，但主人公的设置却不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而是一个将鲜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的小吏。古代的很多小吏，包括一些普通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跟现代人的日常是非常相似的，能够产生古今共情。我的创作理念是，希望把那些没有受到特别关注的小人物故事，从历史长河中“捞”起来，只有理解小人物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才能反推并理解大时代变迁背后的真正动力。
克罗齐认为，历史需以当下现实为锚点，才能够进行讨论与重构。“当代史”不是以某个时间为界限，而是取决于历史事实能否与个体生命经验产生关联。在文学领域，可以将这句话略作引申：“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题材小说。”文学作品讲的虽是历史掌故，倾注的却是作者对当下的观照，这样与作者同时代的读者看到后，自然会生发共鸣之心。回顾文学史，历经时间淘洗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无一不具有跨越时代、感动读者的力量。
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立意落在“守护长安”这个命题上，主角张小敬守护他所爱的城市，保护生活其间的百姓，他的言行超越了贵贱有别的封建社会陈规习俗。读者阅读时会下意识地联想到身边的警察、医护人员和消防队员等，想到那些默默守护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人。这种个人体验与感动会移情到张小敬身上，与小说作者共同完成角色塑造。
马伯庸：迥异的文化背景并不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曾经美国电影、日本动漫、欧洲小说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中国受众并未感受到距离感。因此不需要为迎合海外读者，担心中国文化元素容易对海外读者造成理解障碍而降低门槛，只要产品内核、表现形式足够好，所有的门槛都不是门槛，都能够成为海外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以颇受日本读者关注的小说《两京十五日》为例，小说中涉及大量明代的专有名词，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但并不妨碍日本读者阅读。从他们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普遍关注的不是那些难懂的名词，而是故事本身。他们甚至会因为阅读这部小说而对明朝产生兴趣，从而寻找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和解读。只要故事足够精彩，海外读者自然会被吸引，并愿意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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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当天，刘女士与高先生均到庭参加诉讼。高先生表示，小儿子系一级智力残疾需要长期治疗，希望刘女士能回归家庭，刘女士则坚持要离婚。庭审结束后，法官对该案并没有立即判决，因庭审中原告、被告二人均确认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有7年，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经调解无效应当准予离婚的规定，但该案如果生硬地进行判决，不利于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考虑到刘女士与高先生系自由恋爱结婚，具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且两个孩子年纪尚小，且其中一个孩子智力有残疾，法官吴雪玲继续耐心地做原告、被告双方的思想工作，希望帮助夫妻俩打开心结，重归于好，共同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经过庭后的数次调解和电话沟通，在刘女士的坚持下，高先生同意与刘女士离婚，但双方对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仍存在分歧。
为妥善处理未成年人抚养问题，吴雪玲主动前往高某所在的村委会并向村干部送达了《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委托调查函》，与当事人家属、村委会干部、村民等深入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原告、被告双方的家庭情况、经济状况、子女意愿以及与父母与子女的相处状况等，对双方是否具备抚养子女的条件进行细致调查，并向村委会干部征求妥善处理该案纠纷的意见和建议。
法官了解到，高先生在经济收入、居住环境等方面更有利于子女的成长，其本人也表达了强烈的抚养意愿，刘女士最终表示不再坚持大女儿的抚养权。9月12日，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就离婚及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刘女士与高先生自愿离婚，两名子女由高先生抚养，刘女士每月支付1200元作为两个孩子的抚养费。调解协议同时确认刘女士享有对婚生子女的探望权，高先生应当协助原告行使探望权。
法官还从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向双方释明：“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亲或者母亲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父母对子女仍具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父母都应当一如既往，尽心尽力，携手给未成年子女创造良好的生活成长环境，给予未成年子女最温暖的爱！”至此，该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的离婚案件成功调解。（覃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