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 点击： 2018-08-21
《鳄鱼文》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散文，作此文劝戒鳄鱼搬迁，实则鞭笞当时祸国殃民的藩镇大帅，贪官污吏。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祭鳄鱼文原文翻译及赏析，供大家阅读欣赏。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罔绳擉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揜，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归容，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韩愈派遣部下军事衙推秦济，把一只羊、一头猪，投入恶溪的潭水中，送给鳄鱼吃，同时又警告它：
古时候的帝王拥有天下后，放火焚烧山岭和泽地的草木，用绳索去网捉、用利刃去刺杀，以除灭虫、蛇等那些给人民带来危害的动物，并把它们驱逐到四海之外去。到了后世，帝王的德行威望不够，不能统治远方，于是，长江、汉水之间的大片土地只得放弃给东南各族;更何况潮州地处五岭和南海之间，离京城有万里之遥呢?鳄鱼潜伏、生息在此地，也就很自然了。
当今天子继承了大唐帝位，神明圣伟，仁慈英武。四海之外，天地四方之内，都在他的安抚统辖之下。更何况潮州是大禹足迹所到过的地方，是古代扬州的地域，是刺史、县令治理的地区，又是交纳贡品、赋税以供应皇上祭天地、祭祖宗、祭神灵的地方呢?鳄鱼是一定不可以同刺史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刺史接受天子的任命，镇守这块土地，治理这里的民众，而鳄鱼竟敢不安分守己地呆在溪潭之中，占据一方吞食民众、牲畜、熊、猪、鹿、獐，来养肥自己的身体，繁衍自己的后代，与刺史抗衡，争当统领一方的英雄。刺史虽然驽钝软弱，又怎么能向鳄鱼低头屈服，胆怯害怕，给治理百姓的官吏丢脸，并在此地苟且偷安呢?而且刺史是奉天子的命令来这里当官的，他势必不得不与鳄鱼讲明道理。
鳄鱼如果能够知道，可要听刺史我的话：潮州这地方，大海在它的南面。大到鲸鱼、鹏鸟，小到虾子、螃蟹，没有不在大海里归宿藏身、生活取食的。鳄鱼早上从潮州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大海。现在，刺史与鳄鱼约定：至多三天，务必率领那批丑陋的同伙南迁到大海去，以躲避天子任命的地方官;三天办不到，就放宽到五天;五天办不到，就放宽到七天;七天还办不到，这就表明最终不肯迁徙了。这就是不把刺史放在眼里，不肯听他的话。不然的话，就是鳄鱼愚蠢顽固，虽然刺史已经有言在先，但还是听不进，不理解。凡对天子任命的官吏傲慢无礼，不听他的话，不肯迁徙躲避，以及愚蠢顽固而又残害民众的牲畜，都应该处死。刺史就要挑选有才干有技能的官吏和民众，操起强硬的弓弩，安上有毒的箭镞，来同鳄鱼较量，一定要把鳄鱼全部杀尽才肯罢手。可不要后悔啊!
《祭鳄鱼文》，《韩昌黎文集校注》中原名《鳄鱼文》，但在《古文观止》中，则用此篇名。这是由于不少论者认为这是一篇祭文，或是一篇对鳄鱼的檄文。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将《鳄鱼文》写成《祭鳄鱼文》或《驱鳄鱼文》。(陈新璋《也谈韩愈驱鳄及其“鳄鱼文”》)
公元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了唐宪宗，几乎被杀，幸亏裴度救援才被贬为潮州刺史。据《新唐书·韩愈传》说，韩愈刚到潮州，就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于是写下了这篇《祭鳄鱼文》，劝戒鳄鱼搬迁。不久，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这一传说固然不可信，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佳作，体现了韩愈为民除害的思想;文章虽然短小，却义正词严，跌宕有力。又，一般祭文的内容都是哀悼或祷祝，此文却实为檄文，如兴问罪之师，这也是韩愈为文的大胆之处。正如曾国藩所评：“文气似司马相如《谕巴蜀檄》，但彼以雄深胜，此以矫健胜。”
《旧唐书·韩愈传》载：“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深潭也)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于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咒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无鳄患。”正是这一百来字的记述，加上韩愈的《鳄鱼文》，就在“韩愈驱鳄”这件事上，千百年来引发了学人几无穷期的纷争，历来褒贬不一。褒之最高的，当推苏东坡，贬之最低的，应是王安石。
许多文人学士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东坡在韩碑上赞扬韩愈：“约束鲛鳄如驱羊”， “能驯鳄鱼之暴”。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
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后世批判审问者很多，言辞越发激烈。胡他的《白话文学史》中指出：“鳄鱼远徙六十里的神语，是韩愈自造的。”1979年，吴世昌则在《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中评说《鳄鱼文》“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杰作，这样的神话实在编得拙劣可笑，无聊之极”。郭朋在《隋唐佛教》中甚至说韩愈“堂堂一代大儒、朝廷命宫，竟把一种浑浑噩噩的野生动物，当成谈判的对象。要同他们进行‘谈判’已经是愚不可及了，而最后那种‘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的劲头，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堂·吉诃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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