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集合12篇
教育头条 点击： 2022-06-28
做好应对攻击或避免伤害的准备和保护，使被保护对象处于安全状态，无危险、无侵权、无事故。显然，安全是目的，预防是手段。安全预防的基本内涵是通过预防来达到或实现安全的目的。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的文章12篇 ,欢迎品鉴！
第1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通过学习培训，使我认识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践行“两个维护”、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应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是提高干部能力素质、打造过硬队伍的有效途径。
全县要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决落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政治责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掌握主要风险、提高化解能力，提升勇气信心、发扬斗争精神，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对贵州脱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学习，常学常新、学思践悟，进一步深化对“突出短板”“任务不轻”“真抓实干”“成败系于精准”的认识把握，自觉做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具体行动，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当前，xx脱贫攻坚已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全县上下必须对标对表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保持决战姿态，坚定必胜信念，尽锐出战、攻坚克难，大力度高质量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要加大产业扶贫工作力度，综合考虑自然资源、市场、技术等因素，总结产业发展的成功模式，让更多贫困户实现长效增收。要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精准度实效性，严格把握政策，严格审核条件，加强过程监管，实现搬迁一户、稳定脱贫一户。要统筹解决好生态问题与生计问题，积极探索生态扶贫的有效途径和方式，让贫困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得到更多实惠。要精准落实扶贫政策，推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贫困群众饮水安全等政策精准落实到人头，将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群众获得感。要统筹用好各类帮扶力量，发挥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作用，用好社会帮扶力量，实现多点发力、各方出力、共同给力。要充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在扶志、扶智上下功夫，深入挖掘、大力宣传脱贫典型，改进帮扶方式，引导贫困群众依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配强党组织带头人，切实关心关怀扶贫干部，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要扎实做好国家评估抽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脱贫。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武装，从政治上认识评估，从政治上认领反馈问题，从政治上落实整改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压紧压实脱贫责任，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加大督查力度，扎实开展“访深贫、促整改、督攻坚”活动。注重方式方法，综合施策抓问题整改，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金，突出抓好扶贫项目建设，推动工作提质提效。注重整改实效，限时高质量完成整改，确保条条要整改、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第2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艰辛成就伟业，奋斗创造辉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绝非一帆风顺、波澜不惊，而是在应对挑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破解危局中不断前行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我们党所经受的风险挑战，有的是全局性的，有的是局部性的，有的更成为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历史关节点。纵览党的奋斗历程，常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正是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丰富实践中，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应对风险挑战的经验启示，对我们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地位，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具有重大意义。
掌握科学理论，坚定信仰信念
每遇困难和风险，中国共产党都能够做到头脑清醒、处变不惊、迎难而上，根本原因在于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并能够运用科学理论分析问题、判断形势。挑战面前，党中央总能站在全局、战略、宏观的高度形成清晰认知，进而明确方向、提出对策，攻坚克难、化险为夷。例如，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外复杂局势，党和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政策措施，有条不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工农业生产，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外交方针，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局面和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引领中国走上正确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我们党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面对风险挑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立足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必须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具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革新调整能力，善于把与时俱进与推动变革相结合、坚守道路与自我完善并举、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唯有如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布满荆棘、充满坎坷的征途中，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站稳人民立场，发扬斗争精神
历史地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党面临过严峻局面。我们党之所以能力挽狂澜，变危难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最终克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辉煌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
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生命力的试金石。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挫折中奋起、于困难中成熟，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没有断，党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从人民群众中不断获得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例如，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在困难面前迸发出了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的高昂斗志，渡过了难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在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就要一以贯之坚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为了群众，把人民群众作为党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不断提升动员能力，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治理生态环境等事业不懈奋斗。广大党员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恪尽职守，毫不懈怠，风险面前无所惧，挑战面前勇担当，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不易。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来建立我们的政策。在党的七大上，他在讲到“准备吃亏”时列出了17条困难。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面对战争威胁，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作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重大科技成果，为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正是由于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我们党才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全球经济波谲云诡的背景下，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大局是稳定的，但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是多方面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并将底线思维能力列为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六大思维能力之一，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应对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未来，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我们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一以贯之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敢于担当、勇于斗争，既有防风险的先手也有应对挑战的高招，既打有准备之战也打战略主动战，决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科学决策，不仅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重大举措，充分显示了驾驭复杂局面的统筹能力和组织优势，而且善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善于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在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等风险挑战中得到充分证明。
例如，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党和政府把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作为中心任务，以实际有效举措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保证了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对世界经济逐步摆脱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应对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时，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统一指挥，迅速组织起中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行动，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的生命，减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关键时刻、危难关头，广大基层党组织靠前指挥、组织协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挺身而出、身先士卒，充分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齐心协力夺取了抗灾救灾的重大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现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打虎拍蝇”，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从而取信于民，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美国一手挑起的经贸摩擦及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谋划、攻坚克难，坚定从容、有理有节，主动作为、顺势而为，彰显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定力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捍卫了国家和人民的正当利益，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敬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强大领导能力。历史和实践证明，面对风险挑战，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就是因为党始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彰显。
第3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就要强化风险意识。必须清醒看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发展既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有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也有重大风险。可以说，前进道路并不平坦，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认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联系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切实做好应对任何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各项工作，坚定信心，负起责任，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努力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
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就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实质上就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央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要求，确保我国政治安全。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面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面对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任务，我们要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面对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穿过岁月的风烟，党的苦难辉煌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在于她勇于直面各种风险挑战，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和锤炼自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将防范风险的先手，与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结合起来；将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与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结合起来，我们就一定能不断提高化解风险能力，从容应对各种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推动中国航船向着民族复兴的目标破浪前行。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方面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这个时期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作者阐释了这一时期的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提出了风险识别的六部门框架，深入分析了主要风险领域和风险点，进而提出了“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明确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防范重点，强调要加快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覆盖金融、实体、政府、社会和对外部门五位一体的风险防范政策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关键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总体思路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一轮经济转型的特征更趋明显。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向更高级形态、更复杂分工、更合理结构演变的“惊险一跃”。在这个过程中，各类风险易发高发，有可能集中释放。我们必须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握这一时期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坚持“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区别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防控重点，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现代风险管理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有利条件。
一、我国正处在新一轮经济转型背景下的风险易发高发期
我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即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后期转向后工业化时期，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向高收入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原有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等平衡关系被打破，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相互交错，环境变化和体制变革相互影响，国内矛盾和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相互叠加，进入风险易发高发的窗口期，面临风险可能集中释放的挑战。
（一）新一轮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启了一次广度、深度都超过以往的新一轮经济转型。如果说，上一轮经济转型最鲜明的特征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使我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话，那么，新一轮经济转型是以全球经济环境深刻变化、外部需求扩张放慢，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动力都发生明显变化为背景的，面临产能过剩、杠杆率高企和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等多重挑战，转型的复杂度和艰巨度超过以往。这些挑战赋予新一轮转型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内涵，那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口，使我国发展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
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阶段、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转型意味着原有的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构新平衡；原有的结构不适应新的发展条件，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原有的体制不适应新的发展格局，需要加快体制变革。转型必然有风险，没有风险的转型是不存在的。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拉美和前苏东国家，在经历经济转型过程中都曾面临严峻挑战，要么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要么出现了发展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甚至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并出现社会倒退。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应对和化解转型期的风险，进入到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处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口，像其他经历过转型的经济体一样，这一时期往往也是高风险窗口期。转型期的风险也孕育着成功转型的机会，能否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能否化风险为推动转型的机遇，不仅关系到能否成功实现新一轮经济转型，也将关系到能否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二）经济转型期往往是风险易发高发期
风险从萌芽、集聚到集中释放有一个演进过程。风险的演进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化，也有长期性、基础性、结构性、制度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我国当前风险易发高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速换挡使潜在风险显性化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各类风险往往被掩盖和对冲，不容易暴露出来。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2016年的6.7%，降幅接近40%，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速也随之大幅回落，地方政府性债务、国有企业高负债、房地产和金融系统聚集的潜在风险逐步暴露出来。根据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课题组“面向20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战略研究”预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将继续放缓，由近年来略高于6.5%下降到2020~2030年的5%~6%之间。潜在增速的持续放缓，将进一步增大风险释放的压力。
2.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催生风险
经济转型期往往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处于经济技术长周期的末端，依托成熟技术扩张获取规模效应的空间明显收窄，实体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和产能过剩，产业利润率大幅下降，资金因追逐利润而“脱实向虚”，大量流入金融业和房地产市场，催生金融业过度繁荣和房地产泡沫。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3%，超过美国7.3%、英国7.2%的水平，反映了我国金融业过度繁荣的现状。当前，我国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集中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这些结构性失衡不仅加剧了潜在风险积累，而且增大了经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和复杂性。
3.投资效率下降引发债务率攀升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过去投资增长较快的重化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凸显，投资效率大幅下降。2015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每新增1元GDP所需要的投资达到6.7元，比2010年4.2元提高近60%。在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要保持产出的稳定增长，必然要扩大负债规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0~2015年我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16.6%，比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快约6%。债务杠杆率持续攀升，最终必然要通过各类风险的释放表现出来。
4.顺周期市场环境加剧风险积累
在经济繁荣期，基于对未来经济增长和收入的乐观预期，市场主体倾向于高估自身的债务承受能力，整个经济体信用快速扩张，形成资产价格上升、负债规模膨胀、资产规模扩大的循环反馈机制。而一旦实体部门增长势头逐步减弱，就会出现资产价格下降、债务规模攀升、资不抵债或流动性枯竭的循环，绷得过紧的债务关系就会在薄弱环节出现崩裂，引致各种经济金融风险集中释放。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金融机构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也在体制上加剧了这种顺周期效应。
5.主要经济变量关系深刻调整
进入经济转型期，我国主要经济变量关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以人口结构为例，2012~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1796万人,年均减少359万，人口抚养比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而明显提高。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储蓄率约下降0.8%。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我国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的下降，进而影响到潜在增长率。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还将加大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压力，影响到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使风险释放的压力增大。
6.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体量不断增大，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国内外经济互动反馈效应不断增强。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重大调整，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变化，也会对我国经济和市场形成重大的外溢效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实施的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面临调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低利率一旦逆向上调，将带来全球资产重新定价和债务条件恶化，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并将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外部冲击。
7.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应对各类经济金融风险中形成了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但也要看到，我国在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应对和处置上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仍然存在，部门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交叉重叠，协调成本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体系不健全。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尚未理顺，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容易引发显性和隐性债务膨胀。监管体系不完善，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并存，监管的穿透性、专业性不够，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在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中仍面临巨大挑战。
二、风险识别的六部门分析框架和传导机制
风险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形成、集聚和扩散过程。风险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叠加并日益突出，一旦受到外部突发性事件的冲击，风险就很可能会集中释放并迅速蔓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损失。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风险都不是孤立的。随着经济社会系统内各部门间经济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日益深化，经济金融风险的交互性、传染性和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需要用系统化、网络化和交互影响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
（一）风险识别的六部门框架
按照系统化、网络化的视角，可以将经济社会系统划分为6个部门（如图1所示）。以经济系统中的居民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作为核心部门，运用“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各部门间通过债权债务、投资权益和隐性担保，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网络系统，通过分析期限错配、资本错配等找到风险的传递、转移路径。经济部门风险的外溢将激化社会部门的矛盾，一旦超过临界值，就有可能加快社会风险的爆发。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风险外溢和跨境传递效应增强，国内经济社会风险将增大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1.居民部门
经济转型期居民部门最大的风险源来自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阶段，生产者超过非生产消费人口，储蓄率高、投资者年轻、风险偏好较高，众多生产者竞争有限的投资机会，导致居民部门持有的房地产等资产估值高企，家庭债务杠杆率上升。到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阶段，生产者比重下降，储蓄率下降，平均风险投资偏好下降，房地产价格面临下行压力，而家庭按揭贷款则面临违约风险。从国际经验看，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就发生在人口结构出现拐点之后。
我国居民部门负债水平较低，但增长较快，主要负债是住房消费贷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08年的17.9%上升到2016年的44.4%，上升26.5%（见表1），但2016年仍明显低于美国82%和日本71%的水平。居民部门负债端对应的主要是住房贷款。2008年以来，每一轮房价上涨周期都伴随着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增加。2012年以来，我国房贷增速上行与GDP增速下行相互叠加，这意味着居民部门的最大风险是房价的大幅下跌，这将使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
2.企业部门
经济转型期往往表现为企业部门传统竞争优势减弱，投资边际收益下降，亟待培育新优势。若产业转型升级不畅，收益率持续走低，企业偿债能力将显著下降。在预算软约束和金融监管不力情况下，企业部门往往通过借新还旧并累积债务的方式维系经营运转，形成低收益和高杠杆相互强化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由于产业利润率下降，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大量流入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催生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
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且增速较快，是我国宏观杠杆率攀升的主要原因。2008~2016年，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由96.3%上升到166.3%（见表1），远高于新兴市场平均106%和发达国家平均89%的水平，且过去几年持续上升。从内部结构看，国有企业杠杆率和增速都明显高于民营企业。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表明，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偿付能力在大幅下降。在经济下行期，企业的偿付能力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将迅速上升，企业杠杆率过高必然会增大风险释放压力。
3.金融部门
居民和企业部门积累的风险，都会以提高债务杠杆率的方式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部门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对于本就高杠杆运作的金融部门而言，转型期的盈利压力使其进一步推高金融部门杠杆率，从而累积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金融部门承担实体部门转移的风险，其实质是利用金融部门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优势，为实体部门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如果实体部门结构性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不畅，实体经济收益将难以支撑金融体系，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恶化，风险集中释放的压力必然会明显增大。
金融部门的风险，既表现为银行表内业务的资产质量下降、银行不良率和关注类贷款比重上升、拨备覆盖率下降，也表现为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膨胀。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含托管资产表外部分）余额为253.52万亿元，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同期表内资产规模的109.16%，表外业务中发展最快的理财业务存在期限错配风险，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同业业务，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可能将面临来自商业银行的挤提压力，这都会加大金融部门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第4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作为中青年干部，要始终牢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特别是新的风险挑战，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做到“四个防范”。
防范优良传统丢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不能丢。比如，儒家提倡民本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与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并不矛盾。党的革命传统更不能丢。我们党从建党之日起、人民军队从成立之始，就把服务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当前，人们的思想文化的选择性、主体性、差异性增强，优良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三种倾向”：一是传统过时。有的人认为传统文化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应予摒弃。二是传统有害。有的人无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髓，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对立起来，加以否定和排斥。三是传统虚无。有的人否认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传承性，甚至对传统文化加以曲解和丑化，导致精神的坍塌和信仰的缺失。要坚决纠正这些错误思想，让优秀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新时代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期盼有机融合，让根植人民、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永葆生机和活力。
防范群众获得感下降。当前，利益主体出现多元化，比如，出现了不同阶层的分化，不同的社会群体处于不同的位置，在利益获取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又如，不同地域的分化，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在发展速度、力度上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的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直接影响到群众的实际利益。由于利益获得的差异，造成了贫富差距，再加上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影响了一些群众的获得感。利益分配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分配财富与创造财富同等重要，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要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众特点，形成科学完备、公正有序的制度体系，有效解决分配秩序不规范、不均衡、不合理的问题，真正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稳定乐观、公平合理的分配预期。
防范与人民群众疏离。现在，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条件越来越好了，联系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有些党员干部与群众的沟通联系反而越来越少了，有的把群众工作当成负担、有的缺乏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有的作风不深不细不实等。千秋基业依民心，人民是我们最大的依靠，要实实在在地转变工作作风，注意防止和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努力做到“五心”：一要真心，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真正扑下身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二要诚心，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能办的马上办，办不了的做好沟通解释。三要耐心，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什么层次身份，都要一视同仁，倾心帮助。四要细心，群众利益无小事，对群众诉求，要真正放在心上，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五要贴心，视群众如亲人，充分体谅群众的难处，多办实事、好事，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防范政府公信力缺失。要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努力做到“五个入情入理”：一是入情入理地解读政策。上至国家的大政方针，下至一村一镇的制度措施，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要及时有效地进行宣传解释，让老百姓听得懂、弄得清。二是入情入理地引导和把控舆论。对重点、难点、敏感和群众关注的问题，要主动出击，把握好时机节奏和方式方法，及时有效地加以引导。三是入情入理地沟通反馈。要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准确把握群众诉求，及时破解谣言和不实的传言，防止群众以讹传讹。注意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四是入情入理地弘扬主旋律。对错误言论和有害信息，要及时批驳，坚决抵制不良风气和错误思潮的传播。五是入情入理地传递正能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和政府为民服务的典型事例和优秀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不断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感召力、凝聚力。
第5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这个时期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作者阐释了这一时期的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提出了风险识别的六部门框架，深入分析了主要风险领域和风险点，进而提出了“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明确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防范重点，强调要加快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覆盖金融、实体、政府、社会和对外部门五位一体的风险防范政策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关键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总体思路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一轮经济转型的特征更趋明显。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向更高级形态、更复杂分工、更合理结构演变的“惊险一跃”。在这个过程中，各类风险易发高发，有可能集中释放。我们必须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握这一时期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坚持“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区别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防控重点，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现代风险管理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有利条件。
一、我国正处在新一轮经济转型背景下的风险易发高发期
我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即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后期转向后工业化时期，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向高收入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原有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等平衡关系被打破，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相互交错，环境变化和体制变革相互影响，国内矛盾和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相互叠加，进入风险易发高发的窗口期，面临风险可能集中释放的挑战。
（一）新一轮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启了一次广度、深度都超过以往的新一轮经济转型。如果说，上一轮经济转型最鲜明的特征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使我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话，那么，新一轮经济转型是以全球经济环境深刻变化、外部需求扩张放慢，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动力都发生明显变化为背景的，面临产能过剩、杠杆率高企和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等多重挑战，转型的复杂度和艰巨度超过以往。这些挑战赋予新一轮转型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内涵，那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口，使我国发展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
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阶段、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转型意味着原有的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构新平衡；原有的结构不适应新的发展条件，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原有的体制不适应新的发展格局，需要加快体制变革。转型必然有风险，没有风险的转型是不存在的。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拉美和前苏东国家，在经历经济转型过程中都曾面临严峻挑战，要么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要么出现了发展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甚至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并出现社会倒退。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应对和化解转型期的风险，进入到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处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口，像其他经历过转型的经济体一样，这一时期往往也是高风险窗口期。转型期的风险也孕育着成功转型的机会，能否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能否化风险为推动转型的机遇，不仅关系到能否成功实现新一轮经济转型，也将关系到能否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二）经济转型期往往是风险易发高发期
风险从萌芽、集聚到集中释放有一个演进过程。风险的演进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化，也有长期性、基础性、结构性、制度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我国当前风险易发高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速换挡使潜在风险显性化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各类风险往往被掩盖和对冲，不容易暴露出来。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2016年的6.7%，降幅接近40%，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速也随之大幅回落，地方政府性债务、国有企业高负债、房地产和金融系统聚集的潜在风险逐步暴露出来。根据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课题组“面向20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战略研究”预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将继续放缓，由近年来略高于6.5%下降到2020~2030年的5%~6%之间。潜在增速的持续放缓，将进一步增大风险释放的压力。
2.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催生风险
经济转型期往往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处于经济技术长周期的末端，依托成熟技术扩张获取规模效应的空间明显收窄，实体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和产能过剩，产业利润率大幅下降，资金因追逐利润而“脱实向虚”，大量流入金融业和房地产市场，催生金融业过度繁荣和房地产泡沫。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3%，超过美国7.3%、英国7.2%的水平，反映了我国金融业过度繁荣的现状。当前，我国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集中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这些结构性失衡不仅加剧了潜在风险积累，而且增大了经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和复杂性。
3.投资效率下降引发债务率攀升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过去投资增长较快的重化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凸显，投资效率大幅下降。2015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每新增1元GDP所需要的投资达到6.7元，比2010年4.2元提高近60%。在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要保持产出的稳定增长，必然要扩大负债规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0~2015年我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16.6%，比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快约6%。债务杠杆率持续攀升，最终必然要通过各类风险的释放表现出来。
4.顺周期市场环境加剧风险积累
在经济繁荣期，基于对未来经济增长和收入的乐观预期，市场主体倾向于高估自身的债务承受能力，整个经济体信用快速扩张，形成资产价格上升、负债规模膨胀、资产规模扩大的循环反馈机制。而一旦实体部门增长势头逐步减弱，就会出现资产价格下降、债务规模攀升、资不抵债或流动性枯竭的循环，绷得过紧的债务关系就会在薄弱环节出现崩裂，引致各种经济金融风险集中释放。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金融机构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也在体制上加剧了这种顺周期效应。
5.主要经济变量关系深刻调整
进入经济转型期，我国主要经济变量关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以人口结构为例，2012~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1796万人,年均减少359万，人口抚养比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而明显提高。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储蓄率约下降0.8%。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我国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的下降，进而影响到潜在增长率。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还将加大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压力，影响到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使风险释放的压力增大。
6.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体量不断增大，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国内外经济互动反馈效应不断增强。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重大调整，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变化，也会对我国经济和市场形成重大的外溢效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实施的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面临调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低利率一旦逆向上调，将带来全球资产重新定价和债务条件恶化，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并将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外部冲击。
7.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应对各类经济金融风险中形成了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但也要看到，我国在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应对和处置上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仍然存在，部门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交叉重叠，协调成本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体系不健全。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尚未理顺，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容易引发显性和隐性债务膨胀。监管体系不完善，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并存，监管的穿透性、专业性不够，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在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中仍面临巨大挑战。
二、风险识别的六部门分析框架和传导机制
风险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形成、集聚和扩散过程。风险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叠加并日益突出，一旦受到外部突发性事件的冲击，风险就很可能会集中释放并迅速蔓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损失。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风险都不是孤立的。随着经济社会系统内各部门间经济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日益深化，经济金融风险的交互性、传染性和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需要用系统化、网络化和交互影响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
（一）风险识别的六部门框架
按照系统化、网络化的视角，可以将经济社会系统划分为6个部门（如图1所示）。以经济系统中的居民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作为核心部门，运用“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各部门间通过债权债务、投资权益和隐性担保，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网络系统，通过分析期限错配、资本错配等找到风险的传递、转移路径。经济部门风险的外溢将激化社会部门的矛盾，一旦超过临界值，就有可能加快社会风险的爆发。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风险外溢和跨境传递效应增强，国内经济社会风险将增大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1.居民部门
经济转型期居民部门最大的风险源来自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阶段，生产者超过非生产消费人口，储蓄率高、投资者年轻、风险偏好较高，众多生产者竞争有限的投资机会，导致居民部门持有的房地产等资产估值高企，家庭债务杠杆率上升。到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阶段，生产者比重下降，储蓄率下降，平均风险投资偏好下降，房地产价格面临下行压力，而家庭按揭贷款则面临违约风险。从国际经验看，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就发生在人口结构出现拐点之后。
我国居民部门负债水平较低，但增长较快，主要负债是住房消费贷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08年的17.9%上升到2016年的44.4%，上升26.5%（见表1），但2016年仍明显低于美国82%和日本71%的水平。居民部门负债端对应的主要是住房贷款。2008年以来，每一轮房价上涨周期都伴随着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增加。2012年以来，我国房贷增速上行与GDP增速下行相互叠加，这意味着居民部门的最大风险是房价的大幅下跌，这将使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
2.企业部门
经济转型期往往表现为企业部门传统竞争优势减弱，投资边际收益下降，亟待培育新优势。若产业转型升级不畅，收益率持续走低，企业偿债能力将显著下降。在预算软约束和金融监管不力情况下，企业部门往往通过借新还旧并累积债务的方式维系经营运转，形成低收益和高杠杆相互强化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由于产业利润率下降，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大量流入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催生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
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且增速较快，是我国宏观杠杆率攀升的主要原因。2008~2016年，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由96.3%上升到166.3%（见表1），远高于新兴市场平均106%和发达国家平均89%的水平，且过去几年持续上升。从内部结构看，国有企业杠杆率和增速都明显高于民营企业。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表明，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偿付能力在大幅下降。在经济下行期，企业的偿付能力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将迅速上升，企业杠杆率过高必然会增大风险释放压力。
3.金融部门
居民和企业部门积累的风险，都会以提高债务杠杆率的方式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部门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对于本就高杠杆运作的金融部门而言，转型期的盈利压力使其进一步推高金融部门杠杆率，从而累积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金融部门承担实体部门转移的风险，其实质是利用金融部门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优势，为实体部门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如果实体部门结构性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不畅，实体经济收益将难以支撑金融体系，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恶化，风险集中释放的压力必然会明显增大。
金融部门的风险，既表现为银行表内业务的资产质量下降、银行不良率和关注类贷款比重上升、拨备覆盖率下降，也表现为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膨胀。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含托管资产表外部分）余额为253.52万亿元，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同期表内资产规模的109.16%，表外业务中发展最快的理财业务存在期限错配风险，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同业业务，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可能将面临来自商业银行的挤提压力，这都会加大金融部门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4.政府部门
除显性债务之外，政府部门还以隐性担保的方式，对居民、企业和金融部门承担着“或有债务”。对于居民部门，政府部门不仅承担着对其存款等的或有债务，还承担着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或有债务。对于企业部门，政府部门既有对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的隐性担保，也有可能为维持僵尸企业运营而产生或有负债。对于金融部门，可能发生的危机救助成本是政府部门的或有负债。进入经济转型期，产业转型升级的不确定性增大，政府的不当担保可能导致居民、企业、金融倾向于过度承担风险，使得整个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和风险敞口急剧扩大。
我国政府部门显性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并不高，但增长较快，2008~2016年由27.1%提高到46.4%（见表1）。若考虑隐性债务，政府部门债务规模扩张明显加快，且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增长较快，有研究报告估算，已超过政府显性债务规模。
5.社会部门
在经济转型期，一方面，社会部门自身面临许多特有的风险，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化、生态环境事件等引发的社会矛盾，这些风险会对经济部门形成外部压力。另一方面，若经济部门的风险超过临界值，也有可能使社会风险进一步集聚。比如，居民部门的房地产等资产泡沫风险，将加剧收入及财富分配失衡和阶层固化；企业部门债务高企可能诱发大规模失业风险；金融部门挤兑风险及其引发的庞氏骗局暴露，将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债务风险将制约其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
6.国际部门
国际部门的风险属于不可控的外生变量，有其偶发性和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等方式更加紧密的联为一体。一方面，全球化形成的经济网络促使各国按比较优势扬长避短，有利于风险分担。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快了风险跨境传递速度，容易产生风险共振效应。面对同样的外部风险，转型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冲击，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或政策储备不足，还将使内在结构性矛盾暴露为显性风险。此外，国内部门和国际部门之间通过外币计价的投融资工具关联，容易出现汇率预期逆转，加大货币错配风险。
上述6个部门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部门。政府拥有诸多政策工具，是风险管理责任最大的部门，承担着其他部门外溢的风险，发挥着“稳定锚”的作用。政府部门利用自身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能力，为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提供时间和空间，使经济社会系统从风险冲击中得以恢复，最终使政府部门的负债规模得以降低。政府救助的关键，在于以恰当的方式实现“花钱买机制”，推动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和盈利能力，使经济转型目标得以实现。
（二）风险传导机制
风险在6个部门间传导往往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从国际和历史经验看，经济部门的风险通过资产负债表在居民、企业、金融和政府部门间传递、转移、集聚或扩散，进而再影响到社会部门，并与国际部门的风险交互影响。
第一个阶段，风险主要集聚在企业和居民部门，出现过度投资、不当加杠杆、资产错配等问题，在转型期结构调整压力下或在外部冲击下，企业或居民部门的存量风险不断集聚，有可能转化为短期流动性风险和偿付性风险。
第二个阶段，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风险传递、集聚到金融部门，在金融部门的部分机构率先暴露，并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权益渠道引发资产价格下跌，通过债务渠道引发大量不良债权，通过金融机构间的传染，导致整个金融系统风险恶化。
第三个阶段，政府部门介入，风险由金融部门部分转移到政府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等通过扩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来承接金融部门转移的债务，由政府信用替代私人信用，以空间换时间的方法处置金融风险。
第四个阶段，如果政府部门应对风险释放能力不强，政府信用明显下降，筹资能力不足，则会进一步导致预期恶化、风险放大，使政府部门采取有效行动和应对措施的空间受到挤压，进而导致风险向财政、社会领域转移，并可能引发危机，甚至出现转型受阻，发展进程停滞。在此过程中，如果再遭遇外部冲击，风险爆发强度和影响将更加明显。
当前，我国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在经济扩张时期积累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资产错配等风险正在向金融部门集聚和释放，正处在风险传导的第二阶段。短期看，风险防范的重点主要是流动性风险、资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中期看，风险防范的重点主要是企业生产效率下降、产业升级迟滞和竞争力不足，导致企业债务风险集中释放；长期看，风险防范的重点主要是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有效化解各类风险、避免风险集聚并演化为危机，进而阻断既定的发展进程。
（三）过度依赖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是杠杆率攀升的根源
对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过度依赖，终将使杠杆率持续攀升、风险不断积累。2008年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国推出了新增4万亿元投资的“一揽子”计划，并先后对基础设施投资降低项目资本金比例，对住房按揭贷款降低首付，这在当时情况下应对外部冲击是必要的，但客观上提高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杠杆率。地方政府也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投资规模，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快速膨胀，强化了过度依赖债务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这种模式必然使杠杆率持续攀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8~2016年我国非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分别上升了115.7%、19.3%、26.5%和70%（见表1）。2016年以来，尽管在政策导向上明确要“去杠杆”，但杠杆率上升的趋势尚难扭转。这种模式还将导致风险的集聚和释放。2013年年中出现的“钱荒”，2015年出现的“股灾”和汇市波动，2016年房价大幅上升形成房地产泡沫，2016年四季度后债市的大幅波动，这种市场轮番波动和风险不断释放的情况表明，我国已进入到风险易发高发期。
三、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长期积累形成的风险易发高发，有可能会集中释放。基于经济转型期六部门风险分析框架，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涉及金融、房地产、政府债务、产业转型、人口老龄化、社会分化和外部冲击等诸多领域（见表2）。这些领域风险点多，影响面广，且相互叠加，传导机制复杂。如果应对不当，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较大干扰和冲击。
（一）金融领域风险
金融风险是实体经济风险集聚的镜像反映。经济转型期往往也是金融风险快速聚集和集中暴露期。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结构性产能过剩、过度加杠杆和资产错配等潜在风险显性化，并加快传递和集聚到金融部门。
1.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的风险
近年来，金融机构盈利水平降低，资产负债表脆弱性增加。截至2016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率达到1.76%，连续16个季度反弹。虽然2016年四季度有0.02个点的下降，但2017年三季度依然保持在1.74%的水平（见图2），关注类贷款占比为3.56%，虽较2016年同期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高位。目前，国际上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的估算与我们的估算差距较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贷款中，潜在风险贷款的比例为15.5%，潜在风险贷款规模达1.3万亿美元，约合8.2万亿元人民币。
2.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
近年来，中小银行尤其是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借同业业务逆势快速扩张，累积了大量流动性风险，加之缺乏专业人才和核心技术的支撑，又受到大中型金融机构业务下沉和互联网金融对小微金融业务的前后夹击，经营风险明显增大。与此同时，一些新设立的保险公司采取较为激进的业务拓展策略，通过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如短期万能险）筹集资金，投资于流动性较差的基础设施、房地产、信托等另类资产，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和利率倒挂，风险集聚水平明显提高。
3.债券违约风险
近年来，企业债券市场迅猛扩张，全口径企业债券包括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定向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短期融资券，总规模超过17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有25支企业债券发生违约，其中不乏过去被认为很安全的国企债券，如东北特钢、大连机床、中煤集团、中铁物资、川煤能源等。2016年，债券市场违约事件57起，违约金额402亿元，比上年增长2.2倍。2017年，山东天信集团、齐星集团、长兴集团等企业债务危机爆发，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由于金融机构持有的信用债比重高达80%，如果违约事件频发，将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恶化。
4.影子银行风险
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重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以及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对影子银行的统计有不同口径。2016年小口径的核心影子银行规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之和）达到23.41万亿元，大口径影子银行规模（包括信托受益权、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表外理财产品等）超过50万亿元。影子银行的期限严重错配，加上高杠杆投资组合和刚性兑付，使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挤兑风险上升。加之影子银行业务没有纳入资本金监管范畴，使得资本充足率被高估，将难以承受贷款损失和突发事件带来的冲击。影子银行业务的隐蔽性使得风险难以被测量和管理，容易导致风险跨市场、跨区域、跨行业传递。
5.资本外流风险
近两年，我国外汇储备大幅下降，2017年1月一度跌破3万亿美元大关。虽然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条件，但从市场博弈角度看，如果美元继续保持强势，人民币贬值预期就难以消除。如果遇到外部“黑天鹅”事件，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就可能增大我国资本外流压力，并引发国内日益显性化的风险与外部风险共振，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大幅缩水。
（二）房地产领域风险
我国房地产市场已从总量供不应求转向供求总体平衡、区域结构矛盾突出的新阶段，特别是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形成高价格、高库存、高杠杆、高度金融化和高度关联性的“五高”风险特征。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房地产市场面对的潜在风险仍然较大。
1.住房结构性过剩风险
截至2015年，城镇常住人口家庭户均住房已达1.1套。过去几年城镇住房新开工面积较大，2013年达到20.12亿平方米的峰值，2014年、2015年、2016年分别为18亿、15亿和11.6亿平方米。今后几年仍是住房面积竣工的高峰期，若住房新开工面积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住房市场出现供给过剩的风险将显著增大。住房过剩在三四线城市表现尤为突出，结构性过剩的风险较为集中。
2.房地产泡沫风险
2015年下半年以来的房价上涨，不同于2004年、2005年、2007年和2009年是在城镇住房总体供不应求的阶段发生的，而是在住房总量平衡、经济增速较快回落的阶段发生的，利率大幅下调增大了居民住房购买能力，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据测算，2015年央行5次降息、4次降准后，居民住房购买能力相当于提高了39.5%，由此蕴含的市场风险显著增大。过去几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都超过17（见图3），表明房价泡沫风险已累积到相当水平。
3.房地产金融化的风险
目前，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较强的金融属性，并带来巨大的虹吸效应，使得经济进一步“脱实向虚”。2016年末，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6.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5%。2016年新增房地产贷款5.7万亿元，占各项新增贷款总额的45%左右。若考虑影子银行，则房地产领域的融资规模会更大。房地产金融化很可能将风险转移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引发金融风险。
此外，房地产还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房价暴涨透支了一两代人的购买力，加剧了贫富分化，年轻一代的财富积累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差距阻碍了劳动力、人才的社会性流动，进一步固化了社会贫富差距。
（三）政府债务风险
经济转型期，政府往往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缓释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债务扩张速度加快，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风险压力明显增大。
1.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数据，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负债率约为36.7%（见图4），总体处于可控范围。但也要看到，地方政府举债约束机制不健全，近年来通过投贷联动、名股实债、表外举债、购买服务等方式，借地方融资平台、PPP、产业基金等渠道变相举债的现象较为普遍，隐性债务风险不断积累。与此同时，一些资源型、重化工主导的地区,受资源性产品价格下跌和重化工产能过剩的影响，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大幅下降，而产业重组、处置不良资产、安置下岗职工需要大量增加投入，偿还既有债务和新增债务的压力增大，风险水平明显上升。
2.资产变现能力不足的风险
从资产负债表视角看，我国政府部门资产净值规模较大，即使出现较大的债务风险，也可以通过出售资产偿还债务。但也要看到，在政府资产构成中，非金融资产占有较大比例，主要是由楼堂馆所等固定资产和土地储备等构成。这些资产流动性不强，处置比较困难，而在风险集中暴露的时期，价格大幅缩水，资产难以变现，很难起到缓解债务压力的作用。
（四）产业转型风险
我国在经历了制造业井喷式扩张后，产业规模和供给能力迅速膨胀，但是大多数还只能满足中低端需求，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升级的需求。随着制造业要素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下降，企业负债上升，偿债能力减弱，风险也会不断积累。
1.产能过剩风险
近年来，钢铁、煤炭、火电等领域去产能取得积极进展，但有色、建材、石化等领域依然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受传统体制束缚，过剩产能市场化退出和出清机制尚未形成，僵尸企业沉淀的资源难以实现再配置，制约了制造业整体盈利水平改善（见图5），并进一步推高企业的负债水平。按照2016年末我国企业杠杆率166%计算，企业总负债达到123.5万亿元。按一年期贷款4.35%的基准利率，每年的付息成本高达5.4万亿元，接近2016年新增GDP总量。显然，这样的债务水平是难以持续的。
2.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风险
随着制造业要素成本优势逐步削弱，能源、土地、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弱势”逐步暴露，支撑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创新能力不足的“瓶颈”制约逐步显现。根据科技部《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统计分析》，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仅占19.2%，有研发机构的企业仅占13.8%。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不足，前沿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推进的背景下，传统制造业生产能力和技术装备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进而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
（五）人口老龄化风险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2016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6.7%，65周岁以上达到10.8%（见图6），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重将分别达到25%和20%。我国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在财务可持续性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表明，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设计不健全，很容易导致发生债务危机，严重时还可能诱发社会领域风险。
1.养老负担风险加大
根据有关报告测算，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人①，老年抚养负担大幅上升。我国养老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过度依赖政府的基础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80%以上的养老负担，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第三支柱（商业保险）发展明显滞后。养老负担过度集中在第一支柱，导致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2016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征收缺口达4303亿元，一些省份出现了当期扣除财政补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情况。按2015年覆盖率67.3%测算，预计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人数将达到1.65亿人，养老金支付将面临巨大压力。
2.医疗保障支出大幅增加的风险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比2000年71.40岁提高了4.94岁。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疾病模式的变化，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疾病，医疗支出大幅增加。根据经合组织的估计，65岁以上人口人均医疗费用大约是65岁以下人口的2~8倍。201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超过4万亿元，占GDP的6%，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30.9%，占GDP的1.85%。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还将使卫生费用和政府支出大幅攀升。这不仅会增加政府债务风险，解决不好还将引发社会领域风险。
（六）社会分化风险
在经济转型期，通常面临复杂的利益结构调整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动，并导致社会分化，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新华社开展的社会调查显示，中产阶层普遍存在“不期盼向上流动，但也不希望向下流动”的强烈意愿。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化，以及网络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社会分化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
1.收入差距扩大的风险
2008年以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和2009年达到0.49，成为亚洲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2016年仍高达0.465（见图7）。如果考虑家庭财产的因素，实际收入差距要更为严重。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我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45上升至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占1%左右。居民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还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和婚配等机制影响到子代成年后的发展，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并积累各种社会风险。
2.社会流动性下降的风险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阶层分化的日趋明显，阶层间的流动性不断下降。零点集团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当前社会民众中自认属于中下层、中层和中上层的比例分别为60.8%、34.2%和4.3%，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的公众中，有86.5%同时表示自己父母也是下层，认为自己是中下层的公众中，有68.3%认为自己父母也是中下层。他们基本保持了与父母一致的阶层属性，并没有实现代际阶层的向上流动。过去一个时期，“官二代”、“富二代”成为一种广受社会斥责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阶层之间流动性有所下降，并出现代际传递的特征。
（七）外部冲击风险
我国已高度融入全球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的不断上升，与全球经济的交互影响和互动反馈机制不断增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风险释放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将使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加大。
1.外部市场波动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调整阶段，目前仍处在深度调整中，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当前，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虽呈现出复苏势头，但复苏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我国的外需市场形成重要影响。虽然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外需对经济增长仍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等产业，我国仍然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部市场需求波动会对我国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2.外部金融冲击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量宽政策，债务水平高企，杠杆率持续攀升，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强化。随着美国退出量宽政策并开启加息和缩表周期，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将逐步退出非常规量宽政策。全球货币政策的逆向调整，将大幅提升我国的偿债成本，并将带来全球资产价格的调整和资产重新配置，对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定带来外部冲击。
四、对主要风险领域的评估和我国应对风险的条件分析
经济转型期的风险涉及的领域多、传导机制复杂。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定性描述和分析，本课题尝试用德尔菲法，对主要风险领域进行初步评估。
（一）对主要风险领域的评估
为提高风险评估的科学性，我们采用德尔菲法，由各领域专家独立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风险给出评估分值。在专家打分基础上，判断各领域风险间的交互影响程度和各领域风险发生概率。
一是采用矩阵分析评估各领域风险间的交互影响。横轴为每个风险领域对其他6个领域的影响度，纵轴为每个风险领域受其他领域的影响度。影响度赋予1~5的整数值，5代表影响度最大，1代表影响度最小，得分值为问卷调查的平均值。评估结果表明，影响度从大到小的领域为：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外部风险、社会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受影响度从大到小的领域为：金融风险、社会风险、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企业债务风险、外部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见表3）。
二是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评估各领域风险间的交互影响。将任意两个风险进行比较，影响力大的得1分，影响力小的得0分。评估结果表明，按影响度大小排序为：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企业债务风险、社会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外部风险（见表4）。
三是采用专家打分评估各领域风险发生概率。将各领域风险发生的概率进行排序，发生概率最高的为7分，最低的为1分，对各领域得分取平均值。风险发生概率由大到小排序的结果是：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企业债务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外部风险、社会风险（见表5）。
综合以上3种方法结果，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是发生概率较高的前四位风险领域是：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
（二）我国防范化解风险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
我国防范化解风险具有多方面有利条件。一是政府权威性高，执行力强，有利于调动资源，可短时间内集中资源处置局部风险，避免局部风险转化为全局风险，具有集中力量防风险的独特优势。二是中央政府拥有较强的信用，有能力扩张资产负债表，通过增加负债向社会补充流动性，实现资源跨期和跨部门配置，从而稳定社会预期，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推进结构性改革。三是我国储蓄率较高，仍处在略高于46%的高位，为家庭和企业部门应对风险提供了较大缓冲空间。四是我国债务融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内储蓄，外债规模占总债务比重不到3%，外部风险对实体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较为可控。五是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在应对债务、房地产等各类风险中有更强的缓释能力，可以为主动化解风险赢得时间。六是我国是一个大规模经济体，风险在各个部门之间传递后延的回旋余地较大，增大了各部门风险腾挪的空间，可以通过空间换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和缓释风险。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风险集聚释放与经济增速下降、经济再平衡和高杠杆等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和“碰头”，加之全面深化改革仍在路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尚未完成，政府职能容易出现错位、越位和缺位，防范化解风险仍面临挑战。从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角度看，市场尚未形成损益自担的风险分担机制，政府承担了较多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政府部门成为各类风险事实上的最终承担者。这种风险处置体制，虽然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避免了大的危机，但也使得市场主体“风险免疫系统”没有经受洗礼，容易引发政府信用透支和道德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社会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各类风险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既不盲目乐观，又不回避矛盾，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方向，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与中长期，促进发展与管理风险，重点防范与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关系，主动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去杠杆、防泡沫，有效规避风险集中释放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五、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总体思路
风险是挑战，也是机遇。要在转型中实现发展，总会面临各种风险。要将风险转变为发展的机遇，关键是要有效识别和管理各种风险，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机制，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一）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总体思路
针对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和经济转型期风险易发高发的特征，要牢牢把握转型期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按照“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有效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确保不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
1.主动防范
经济社会发展风险都有一个从萌芽积累到最终释放的演进过程，若能在风险集聚阶段，把握住风险化解的时间窗口，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主动应对，就会显著降低风险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灰犀牛”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潜在风险。“灰犀牛”理论认为，风险的爆发并非发生之前的征兆过于隐蔽，而是因为人们的疏忽大意和应对不力，甚至不愿主动采取行动加以防范。“灰犀牛”比“黑天鹅”更可怕，人们往往在习以为常和麻木中错失了处置风险的最佳时机。
主动防范，就是要加强风险防范的顶层设计，系统规划、稳步推进，将“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市场机制效率”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各类风险的评估，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制定系统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实施方案，明确每个阶段风险管理的重点。不同于风险的被动出清，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总体的战略谋划。比如，在处置高杠杆率问题上，从控制杠杆增速、稳定杠杆率、调整杠杆结构到最后降低杠杆水平，就需要制定“去杠杆”的总体战略方案。
2.系统应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在不同领域之间传导和扩散速度明显加快，风险的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多样，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的环境下，加之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传播，市场预期迅速变化，这些都可能使不同风险之间的外溢效应更加明显，相互交叉传染和反馈放大效应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认识到，风险蕴含于经济转型之中，与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是分不开的，各领域风险也不是孤立的，不能依靠碎片化的局部性措施来应对，而必须用系统性思维和网络化视角来防范和应对风险。
系统应对，就是要有系统性战略谋划，将防范化解风险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从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体视角进行设计，事前加强风险的预判和防范，事中加强风险的应对与处置，事后加强风险免疫和管理能力建设。与此同时，要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矫正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修复资产负债表，建立新型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等系统性视角来制定防范化解风险的方案和实施路径。
3.标本兼治
防范风险主要是针对迫在眉睫的当前问题，大多是临时性措施，属于治标性质，而要从治本上化解风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风险集聚往往是经济失衡和资源错配的外在反映，根本原因是结构性改革滞后和体制机制扭曲，必须从结构性改革中找出路。从国际经验看，1998年和2008年两次危机虽然都爆发于金融领域，但从本质上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导致金融领域的资源错配和风险的集中释放，最终必然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经济体实施量宽政策，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起到了刺激作用，但结构性失衡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多种不确定因素。
标本兼治，就是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基础性领域和关键性环节改革，建立和完善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管机制，在更高层次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创新，提升我国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经济转型任务紧迫和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健全的形势下，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避免风险向政府集中和政府兜底的预期，坚持“花钱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风险管理、处置和分担上的作用。
4.守住底线
经济转型过程往往也是资产负债表重新配置和风险集聚释放的过程。如果对风险积累缺乏警觉，没有与风险赛跑的意识，风险就会不断集聚，积累到一定水平，就会集中释放，酿成系统性风险和经济金融危机。从国际经验看，东亚国家、前苏东国家和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都曾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处置不当，经济转型受阻，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守住底线，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防患于萌发之时，充分估计最坏的可能性。对最坏的情景一旦心中有数，就能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我们既要敢于面对风险，勇于担当，做“风险斗士”，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客观地分析和评估风险，通过科学的风险处置，确保不出现最坏的情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防范化解风险的阶段性安排
经济转型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必须把握转型期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根据不同阶段风险集聚的特点，明确短期、中期和长期风险防控的重点和主要任务。
1.短期以处置金融和房地产风险为重点
从短期看，金融风险和房地产风险是当前最突出的风险领域，主要表现为宏观杠杆率过高、金融资源错配和房地产资产泡沫等风险。这些风险积累到一定水平，或遭遇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就有可能形成风险放大机制，并迅速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继而引发系统性风险。要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健全市场化法制化违约处置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补齐监管短板和监管空白，采取措施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控制增量，积极处置存量，防止金融存量风险集聚，进而出现流动性风险。与此同时，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采取措施抑制房地产泡沫，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酿成系统性风险。
2.中期以处置实体部门风险为重点
从中期看，风险防范的重点主要是扭转实体部门杠杆率过高、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业升级迟滞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要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促使实体部门发展从数量规模扩张为主的轨道转向质量效率提升的新轨道，重塑我国产业竞争力，促进形成新旧动力有序接续、协同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3.长期以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为重点
从长期看，政府部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滞后、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是风险防范和应对的短板。风险管理是一个覆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管理，而非仅仅是危机爆发后的应急处置。要加强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应对、风险处置等能力建设，降低风险成本和风险损失，提高风险管理效率。创新激励机制，加强风险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专业能力和水平，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筑牢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石。
（三）加快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管理机制。但也要看到，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仍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短板，需要加快“补短板”。对一个大规模经济体来说，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及时识别各种风险，有效管理各项风险，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机制，特别是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1.建立风险管理协调机制
在现有体制框架下，风险管理通常是以各部门制定与实施政策为基础的，而各部门决策往往又局限于本部门的视野和职责范围，这样就会形成风险管理空白，或形成风险管理交叉重叠和部门的相互牵制，还会出现过分重视某种风险而忽视其他风险的情况。随着各领域风险关联度越来越高，风险的时空跨度和覆盖范围越来越大，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综合性风险管理协调机制。就我国来说，可以充分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协调作用，建立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的统筹协调机制。或可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机构，吸纳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参与，定期组织开展综合性风险评估，跟踪分析风险演变，发出风险预警信号，确定风险管理的重点，提出防范化解风险的建议。强化风险管理政策协调，避免风险监管套利和风险监管竞争，提高风险管理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2.建立风险应对协调机制
要以完善国家风险管理体系为导向，建立各有关部门风险应对协调机制。做好风险信息共享，完善风险数据共享机制，提高风险管理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透明度，增强市场主体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效率。加强风险预警协调，动态把握风险演化和传导情况，做好风险预警预测分析，为制定风险应对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3.建立风险隔离和缓冲机制
风险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风险传导链条的梳理，监测各风险部门的主要风险指标（如债务水平），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避免风险在某些领域的过度集聚和在各部门之间的无序传递，促进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与此同时，在经济繁荣期，要注重建立各部门的风险缓冲机制，居民部门要控制家庭负债率，企业部门要运用好风险对冲工具，金融部门要提足风险拨备，政府部门要设立各类风险储备基金，进而降低各部门的风险脆弱性，增强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自我修复能力。
六、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政策建议
有效防范化解经济转型期的各类风险，要坚持问题导向、多策并举，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立覆盖金融、实体、政府、社会和对外部门五位一体的风险防范政策体系。
（一）有效应对金融领域风险压力
应对金融领域风险压力，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要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加快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体制环境。
1.重构金融监管框架
按照权力有效制衡、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按照“一委一行一局”，即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央银行、中小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模式推进改革。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跨业经营活动的监管。规范市场行为，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明确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管地方批准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打击本地区非法金融活动，协助中央监管部门履职，真正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
2.加快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
优化金融机构股权结构，综合考虑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效率的需要，调整国有控股的范围和比例。强化对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行为的监管，引导股东建立长期投资意识。探索和试点股权激励，将薪酬体系与金融机构中长期利润和风险挂钩。
3.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适度扩大征信体系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将小额贷款公司、P2P平台借贷等民间借贷信息纳入征信体系，建立分层次、多维度的征信数据，提高对征信数据的再加工水平。完善资产登记（公示）制度，建立全国范围统一的租赁物、信贷资产、非标金融资产等的登记和公示系统。建立中小企业财务报表中心，由企业提供唯一的财务报表，供税务、工商、银行以及征信部门共同使用。加快建立覆盖全面、标准统一、信息共享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
4.营造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宏观环境
适度提高金融风险容忍度，引入必要的“尽职免责”理念，防止承担不合理责任而引发机制性紧缩。打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预期，通过市场行为提升经营主体和个人的风险意识。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密切监控流动性，营造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满足去杠杆、去产能以及风险处置中金融机构正常的流动性需求。
（二）有效防范化解实体部门风险
实体部门包括企业和居民部门。防范化解实体部门风险，重点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处置企业债务，积极稳妥处置房地产风险。
1.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我国企业高债务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杠杆率是民营企业的两倍左右，是去杠杆的重点领域。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推进国有企业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2.加快处置企业债务
以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方式推动国有企业主动去杠杆，积极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新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鼓励具备条件的银行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子公司，引入创新机制开展债转股。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推进形成过剩产能市场化退出机制，依法依规对僵尸企业实施破产清算，切实有效降低企业债务水平。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范围，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率。
3.积极稳妥处置房地产风险
在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采取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反向调整的办法，逐步降低居民部门杠杆率。完善金融机构应对房价回落的压力测试机制，做好应对不同风险情境下的政策预案。释放正确有力的调控信号，引导社会预期回归理性。加快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适当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可在中央确定房地产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空间，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房地产税操作方案。
（三）有效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突出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率高，特别是隐性债务快速增长，根源是过度依赖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从体制改革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1.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在增值税中央地方“五五开”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所得税实行中央地方“五五开”的可行性，逐步取消历史遗留的基数返还问题。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大幅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逐步提高到三分之二以上。
2.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
按“堵后门”、“开前门”的原则，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法制化管理，推进债务信息公开，实行全口径、各层级、全过程的信息透明，接受上级政府、同级人大、金融机构和全社会监督。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全口径纳入预算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根据综合财力，严格控制下级政府举债上限，科学运用债务率、负债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等指标，对各级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动态监管。
3.全面规范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行为
全面清理地方政府融资担保，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经营。政府不得干预平台融资行为，不得将公益性资产及土地储备注入平台。平台不得以政府融资职能进行举债。金融机构不得接受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形式提供的担保。政府不得以借贷资金出资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严禁利用PPP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不得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和最低收益。
4.提高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通过划拨国有资本等手段补充现有养老金缺口。逐步推动养老保障体制从现收现付制为主向预筹积累制为主转变。建立政府强制性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个人自主性或商业性养老储蓄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在一定限额内给予第二、第三支柱的养老金计划税收优惠。大力发展商业性健康保险，有效缓解医疗保障资金和财政负担压力。
（四）防范转型期社会风险
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化、阶层固化等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1.控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着力实现就业和发展机会公平，加大对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在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扶持，规范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选人用人机制，保障人人都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推进税收结构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化，进一步加强累进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2.完善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低保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在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的同时，兼顾就业激励目标。加强低保与其他专项救助制度的协调，减少简单叠加，提高保障效率。改革完善养老医疗基本保险制度，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
3.提高社会纵向流动性
加大力度推进教育机会公平，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有质量保障的义务教育。提高高校招生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审慎对待自主招生等主观性较强的招生渠道，缩小直至消除经济、地区、家庭因素对招生结果的影响。打破地域、户籍、行业、编制、社会保障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五）加强外部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和影响力增大，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交互作用增强，外部风险对我国的外溢效应超过以往。要在维护我国核心利益的同时，灵活处理国际经济关系，营造有利外部环境。
1.有效应对资本跨境流动风险
按照“放开汇兑环节管制，加强交易环节监管”的思路，有序改革资本项目管理方式，丰富政策工具。处理好资本项目开放进度及与其他改革措施的协调。提高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质量，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和指标体系，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监测。
2.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积极落实WTO《贸易便利化协议》，推进多哈回合剩余议题谈判。继续推进中美、中欧BIT和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定谈判，通过相互扩大投资准入和市场准入加强共赢机制建设，改善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环境。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建设自由贸易区网络。
3.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主动适应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和政治互信，通过平等协商、合作对话，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提高G20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中的作用,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强与主要大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加强在国际事务特别是提供公共产品上的合作。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增强我国议题创设能力。
总负责人：李伟
执行负责人：王一鸣
参加：张军扩张来明隆国强余斌
课题协调人：张承惠
执笔：王一鸣张承惠高世楫
陈昌盛吴振宇陈道富
许伟何建武卓贤
朱鸿鸣兰宗敏李承健
注释
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
（2）世界银行：《风险与机会：管理风险以促进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3）米歇尔·渥克：《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2017年。
（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
第6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为进一步做好XXX防范重大风险管控工作，根据《XXX关于印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XX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风险管控责任和措施，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严密防范和有效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确保“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国庆”、十九届六中全会等重要时段安全稳定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从意识形态管控、疫情传播扩散、安全生产、运营管理、应急处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风险
XXX始终坚持党管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重要议事日程，明确党支部、各党小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定期组织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同时做好舆情监测和处置工作，坚持舆情监测，对意识形态工作开展专项督查检查。通过排查，XXX整治意识形态良好，无风险隐患。
二、社会领域风险
XXX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规范重大决策程序，有效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规避决策风险。一是完善党政领导一岗双责、上下协调联动、部门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机制，二是拓宽公众、干部职工参与渠道，全面了解公众、干部职工对决策事项的意见建议，三是建立健全风险评估机制，将风险评估结果作为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四是加强合法性审查，严把依法合规关，五是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密切协作，及时了解信访群体和人员动向。
三、疫情防控领域风险
“十四运和残特奥会”召开期间，国内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发病例，XXX严格落实《靖富分公司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严格落实XXX、收费站消毒及污染物消毒处理等防控要求举措，加强一线工作人员的自身防护，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实行一线上班人员坚决戴口罩、手套等疫情防护物品，实行出入门登记、检测体温以出示健康码以及行程码等措施，对外来人员严格把控，确保职工安全，组织XXX职工进行疫苗接种以及核酸检测，建立疫情防控工作台账，截至目前，XXX共129人，已有125人接种新冠疫苗，4人因身体原因不能接种，对一线工作人员68人完成核酸检测工作，目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四、安全领域风险，自然和生态领域风险
XXX积极组织人员对全线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重点对桥梁、隧道、机电、消防、路域环境等进行了认真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安排专人进行跟踪、督办，并及时建立“安全隐患台账”，明确整改期限、责任和措施，强化责任落实，明确工作措施。一是对桥梁墩柱基础、伸缩缝、主要承重构件等方面进行排查，查看桥梁有无位移、沉降、变形和开裂，桥栏杆防护设施是否完好，桥梁排水系统及锥坡是否有淤堵等现象，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清理、修复伸缩缝7次，清理桥下违章作业、违建物1处。二是对隧道结构、路基、路面、标线、标志、车行人行横洞、隧道与桥梁护栏过渡段等地进行了全面细致排查，并详细记录隧道情况，形成安全台账，共修复路面沉降2处，处目前暂时封闭第二、三车道及应急车道，等待设计院方案施工。三是加强消防管理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水消防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烟排烟系统、灭火器配置等消防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对消防设施配置不到位，无法达到消防安全要求的，立即整改，共排查各类消防设施设备4次，修复自动报警系统3处，加大消防沙、灭火铲、灭火器等及灭火器材保养维护，以防火灾事故发生，并对消防设施的指示标识和使用方法进行规范。四是对所辖机电、通风、照明、监控、广播、通信等设施排查2次，下发检查通报2期，修复隧道照明11处，强化隐患治理，同时组织相关机电设备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各收费站管理人员培训2次，学习机电设备日常维护常识和保养方法，不断提升机电设备管理水平，确保全线机电施安全稳定运行。五是加大重点路段和重点区域及易发路段、长大隧道和桥梁等重点路段隐患排查治理，加大桥下空间易燃易爆物品清理，强化道路监管和巡查频次，同时严格落实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要求，按照职责分工、规定流程和超限超载认定标准进行检测、劝返、倒查，确保所辖道路安全稳定畅通。六是认真做好夏季防汛各项工作，及时对应急物资进行盘点，加大机械设备保养力度，强化应急队伍教育，深化应急管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并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加强恶劣天气防范和应对，预防道路事故的发生。此次共排查大桥2座、隧道6座、消防设施10处、机电设施2处及桥下空间及办公驻地等区域，发现一般隐患5项，整改5项。全力强化风险防范、消除隐患事故，全力保障所辖道路安全稳定畅通。
五、应急处置风险
XXX全面健全应急责任体系，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及时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一是下发了《XX生产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细则》，强化应急指挥系统应用，畅通应急管理工作渠道。二是明确应急管理职责和应急处置流程，绘制了XX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图，三是加强应急预案管理，指导各业务股室完善应急预案，实现各级各类预案有效衔接。
六、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提高政治站位
XXX自上而下会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省国资委、省交通运输厅、集团公司和运营管理公司和靖富分公司的安排部署上来,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扎实有效排查、防范、管控、化解道路交通运营各类风险，为举办“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推动新时代追赶超越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加强组织领导
XXX各股室强化问题导向，注重系统施治，扎实推进落实，真抓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统筹推进XXX风险隐患专项治理行动，及时研究解决专项行动中遇到的重大事项和问题,切实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抓细抓实抓落地，不断提升安全发展水平。
（三）强化协同配合
各对照任务分工，切实负起责任，主动做好重大风险排查防范汇总，及时进行指导督导。加强沟通衔接,结合业务职能积极提供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确保专项行动短期见成效，长期有实效。
（四）健全工作台账
XXX所属各股室定期向安委办报送。XXX安委办及时梳理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并建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台账和重大风险事件预防处置工作台账，并及时监督、汇总上报分公司。
第7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10月27日，XX党组召开“防风险、守底线”专题会传达学习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XX市“防风险、守底线”专题会议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列重要论述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的基础上,我结合自身分管工作领域，紧紧围绕守好发展和生态底线、守好脱贫攻坚底线、守好民生保障底线、守好安全生产底线、守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底线、守好防范舆论底线等方面开展检视剖析和作自我批评，现将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聚焦查摆突出问题
聚焦“防风险、守底线”这一主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系列重要论述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的基础上，按照全省警示教育大会的有关要求和系统梳理，自己在守好发展和生态底线、守好脱贫攻坚底线、守好民生保障底线、守好安全生产底线、守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底线、守好防范舆论风险底线六个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在守好发展和生态底线方面
一是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动性不强。
个人自学自觉性不强，没有处理好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比如，除了组织专题集中学习外，平时抽出时间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间较少。二是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理解不深入。简单地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有具体的管理部门，自己工作的重点是产业发展，将业务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割裂开来看待，对产业发展中涉及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思考不多、谋划不够。三是运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具体工作力度不够。比如，今年以来，**没有立案查处一起涉及生态环境领域的案件，与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固废治理和乡村环境整治
“五场战役”要求有一定差距。
（二）在守好脱贫攻坚底线方面
一是压紧压实脱贫攻坚思想认识上的力度不够。
认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收官收尾阶段，群众“两不愁三保障”都解决了，该补的短板弱项都补齐了，没有更多地思考如何实现后续脱贫成效巩固、持续稳定脱贫等长远问题。二是整治脱贫攻坚中不担当、不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办法不多。从我们监督检查情况来看，脱贫攻坚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顽疾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针对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盲目乐观、消极厌战、麻痹等思想的个别党员干部和部门、领域，严格实行“双问责”，坚决对相关部门领导和个人进行了免职处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干部作风转变。
（三）在守好民生保障底线方面
一是在解决基层实际问题中还存在偏心的思想。
本人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时刻把群众的困难和诉求记在心里，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但具体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中存在偏心思想，对自己或本单位结对帮扶的乡镇、村以及帮扶对象帮助力度较大，帮助其他乡镇、村以及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力度相对较小。比如，今年以来，我先后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解决帮扶项目**个，帮扶资金**余万元，**村重点问题**个，而对其他乡镇或村帮助力度不够。二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还不够深入。本人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深入到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但更多是到乡镇、村进行调研指导，深入群众家比较少。三是协调解决民生事业有待进一步加强。我本人对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决“亮剑”，敢于较真碰硬，但在协调解决民生实际困难中办法不多。
（四）在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方面
一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论述不够全面深入。
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论述过程中，学习是碎片化的，浅尝辄止，没有形成体系、系统。比如，在**中心组学习会议中，虽然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讲话指示精神，但会后自己很少分章分节、系统全面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论述。二是在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上力度不够。本人始终牢固树立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上，但在压紧压实乡镇党委、县直有关部门党组（党委）责任上力度不够。比如，今年以来，**发生了*火灾事故等系列影响较大安全生产事故，这反映出我在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好安全生产底线的要求上还有差距。三是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够深入具体。我到基层走访、调研时都要求乡镇党委政府、村支两委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守好安全生产底线，但我更多是口头上要求，没有做到抓深入、抓具体。比如，今年，**发生了火灾事故，虽然灾后处理及时没有造成重大影响，但我作为**负责人，负有一定责任。这说明我在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上还不够深入具体。
（五）在守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底线方面
一是对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认识不够到位。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们三大攻坚战之一，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我本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有关要求，并结合自己工作实际，时刻关注和及时跟进化解债务风险的监督工作，但由于我没有参与政府部门经济建设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对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认识存在不足、重视不够。比如，今年以来，**没有就防范化解债务召开过集中学习研讨会议，仅仅是传达学习了相关会议精神和要求。二是督促化解债务风险办法不多。
（六）在守好防范舆论风险底线方面
一是对防范舆论风险理解不深不透。
虽然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对新闻舆论有一定理解，但对新闻舆论风险认识仍不深不透，学习往往也是浅尝辄止、点到为止，没有全面系统学习，特别是对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的学习研究甚少。比如，今年5月，**在微博上发布了涉及**的新闻舆情，因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这反映出我在守好防范化解舆论风险底线上做得不够到位。二是对外发声主动性、自觉性不够高。平常工作中，我们聚焦中心任务、重点工作，持续向外界发声，但对外发声的主动性、自觉性不够，与形成团结稳定鼓动的浓厚氛围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查摆出现的问题，从思想上、根源上经过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理论学习不充分。
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够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把更多精力放在业务工作上，把政治理论学习当成了“软指标”。对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等政治理以平时工作忙为由，没有静下心、抽出更多的时间学习原文，研究原文，领会原文，对深层次的内涵、根本要义没有深入研究，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的要求，与“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有一定差距。
（二）作风建设不够牢固。
对自己作风建设要求不够严格，对一些不良现象不敢较真碰硬。虽然能摆正自己的位置，积极履职担当，但有些工作思想放松了、干劲不足了、标准下降了，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懈怠的错误思想。在深入一线调研指导工作时候，认为自己时间精力有限，调查研究不够深入，第一手资料拿得不够准确，在解决研究一些矛盾和问题时，没有从群众的角度深入分析，及时解决。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解决办法不多、思路不宽，虽然扎实推进，但成效还不够明显。
（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力度不够。
虽然能够认识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一，及时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列论述，但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认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党委政府的事情，机关做好及时监督就可以了。对自己的要求标准有所降低，导致在坚持意识思想、查找各种风险隐患，坚持底线思想、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等方面出现了差距。对待一些工作缺乏韧劲，缺乏攻坚克难精神，缺乏有效机制，缺乏一抓到底的决心。
（四）党性锤炼不够深刻。
对照要求，自身还存在以推动工作替代党性锻炼的问题，没有时刻对照党章党规党纪衡量检查言行、审视思想和改进工作，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在党护党的意识还不够强，放松了对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视，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拧得不够紧，对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检视不够，进取意识一定程度地出现淡化，“争”和“创”的意识也不如以前强烈，干事创业、拼搏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
三、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
（一）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
将结合十九大以来党的重要理论、重要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系统全面的深入学习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静下心、沉下身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持续在学懂弄通悟透做实上下功夫，深入领会根本要义，增强运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高防范化解重大能力和本领，坚定不移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构建绿水青山的XX政治生态而不懈努力。
（二）进一步提升驾驭风险本领。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足功夫，更加自觉运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积累经验、增长才干。面对新挑战、新机遇和新形势、新任务，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把政治责任体现在狠抓落实上，把担当精神体现到各项工作中，做实做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提升驾驭风险挑战能力本领。
（三）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到“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坚持原则，不为歪风所动。以身作则，以普通党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党支部活动。加强对党章党规的学习，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增强党性修养，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更加坚定的决心抓好分管的工作。
（四）进一步加强整改落实。
紧紧围绕巡视巡察、环保督察、审计、专项监察等督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压紧压实工作职责，督促全县各级各部门持续做好问题的整改落实，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取得实效。对征求到的意见建议，主动认领，结合工作实际，一项一项找原因、定措施、抓整改，并从建章立制入手，切实在源头上堵塞漏洞。对同志们指出的工作不足，我将尽快汇总梳理，建立个人问题清单，逐条明确整改目标、时间进度和具体措施，认真整改落实，接受监督。
以上是我剖析检查和整改措施，敬请同志们给以批评指正，对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我将及时进行整改。
第8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我们要抓住建党一百年这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今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就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坚定必胜信念，积极开拓进取，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努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总书记强调。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世界，国际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全面向前推进。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了“三个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告诫全党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今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就一定能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
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2020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说明时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着力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引领“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勇毅前行，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能力、科学决策能力、高超驾驭能力。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我多次说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充分肯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是健康的前提下，我们决不能低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对于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总书记多次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我们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2020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建设高标准农田，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2017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社会稳定是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们保持了我国社会大局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
第9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按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项工作方案》部署要求，现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报告如下：
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整体情况
（一）、大队召开全体会议，传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项工作方案》文件精神，并对各项工作进行部署。成立了以大队长为组长，教导员为副组长，各中队负责人为成员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领导小组，扎实推动风险排查工作。
（二）、大队结合辖区道路安全设施以及事故多发点段实际，全面摸清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数量、分布情况和风险等级，按照隐患危险程度和风险等级，科学梳理分类，逐一建立台账，全部纳入管理视线，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三）、联合××交通运输、安监等部门，按照“全部覆盖、不留死角”的原则，实行大队领导包片，民警包段的工作模式，对所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路段开展一次拉网式排查，此外，确定安全隐患路段挂牌督办等级，实行挂牌督办，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切实做到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治理。
（四）、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与协作，用好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隐患路段分布情况和治理期间的管制措施、绕行线路等信息，密切掌握隐患治理进度，突出交通安全隐患排查与违法整治活动宣传的特色，扩大排查与整治活动的社会影响，通过真实案例和具体事例，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不断提高辖区广大群众的文明交通意识。
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措施
（一）、定期对辖区内团雾多发路段、国省道交叉路口、城市道路安全隐患和农村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危险路段安全防护设施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建档立案。
（二）、对“两客一危”、校车服务机构及列入红橙色监管单位每15天检查一次，对使用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的学校或幼儿园要每个月检查一次，对其他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单位在发现事故隐患或遇重要时间节点时，要随机进行重点抽查。
（三）、依托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将逾期未检验重点车辆信息及时录入缉查布控系统，每日开展稽查布控行动，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假牌套牌假证违法。
（四）、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零容忍”态势，结合辖区酒驾醉驾发生的规律和特点，每周开展两次治理酒驾统一行动，通过拓展整治区域、调整整治时段、扩大检查车型等方式，做到严管严控，严查严处。
（五）、以创建“无超载城市”为目标，组织开展全域治超，持续深化车辆污染治理行动，每隔10天组织一次专项行动，大力整治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六）、定期深入辖区重点运输企业、农村、市场、中小学校等开展交通安全源头教育，扎实提升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守法意识。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要把事故预防作为当务之急来抓。全体民警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促发展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牢记保安全、保畅通的责任担当，落实“三降一保”的工作目标，提高路面见警率、管事率，把握好国省道和农村县乡道路等重点区域，加强无牌无证货车管理，加大督导通报力度，坚决遏制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二）、要把创建“无超载城市”摆上重要日程。创建“无超载城市”、开展“全域治超”是王浩书记、丁绣峰市长提出的城市管理理念，要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机制入手，积极建议政府完善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要从地方立法的角度研究大货车交通事故查处办法，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积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处理驾驶人、处理车主、处理运输企业合并执行，使利益链成为责任链，形成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社会氛围。
（三）、要把风险隐患排查列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一线执法的优势，对隐患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开展针对性对策研究和交通环境分析研判，确保对症施策，一段一策。要把“两客一危一货一校”五类重点车辆和农村面包车作为管控重点，落实政府、部门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重特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的发生；
（四）、要把科技手段作为预警精锐武器。要持续开展利用科技装备打击涉牌涉证违法，巩固良好成效。要强化指挥交通建设，加快顶层设计，把“以图搜车”、“人脸识别”“无人机电子警察系统”和“六合一平台”有机融合，利用大数据精准研判把视频巡控与无人机巡控有机结合，实现对交通事故的全方位实时取证，把科技装备应用发挥到极致。
第10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迎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如何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实现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我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和国际环境，科学回答防范风险挑战“怎么看”“怎么办”等重大问题，为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党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正是因为时刻心存忧患、勇于直面挑战，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前，我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但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也不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彰显了深沉的忧患意识，提醒全党时刻警醒、戒骄戒躁，在忧患中继续砥砺奋进。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对事业发展充满信心，又要对问题风险保持警觉，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化危为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稳中求进、行稳致远。
防范化解风险，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牢牢把握主动权。“思危所以求安，虑退所以能进”。面对风险挑战，关键是突出问题导向，不忽视风险苗头和小概率风险，也不放过风险聚集点和大概率事件，既防“黑天鹅”，又防“灰犀牛”。知危图安，要靠主动作为。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守住底线，盯住问题，奋发有为，才能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防范化解风险，不仅需要勇气决心，更要有高强本领。党的十九大提出增强八个方面的执政本领，其中之一就是增强驾驭风险本领。面对各种复杂矛盾，既要学会“弹钢琴”，也要善于牵住“牛鼻子”，既要找准症结，也要周密谋划、精心操作；面对各方面风险，既要及时查漏补缺，也要善于健全防控机制，加强源头治理；面对各种艰难险阻，既要迎难而上、敢啃硬骨头，也要培养专业能力、遵循规律办事。有了过硬本领，就能不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在攻坚克难中不断把事业发展推向新境界。
第11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不断成长壮大的，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当前，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仍要保持高度警惕。应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落到实处。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对于我们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需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重大课题。
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是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不断成长壮大的。在风险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从不退缩，而是冷静观察、积极防范、有效应对、成功化解。这是我们党98年来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原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党员个人随时可能为革命流血牺牲，革命军队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同时还要应对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挑战。然而，我们党带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党在革命时期的发展历程，也是不断应对重大挑战、克服重大危机、化解重大风险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遇到一些重大问题。1956年初，毛泽东同志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把遇到的重大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变成重大风险。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述，体现了我们党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面临的风险挑战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正是因为我们党充分预见到改革开放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并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保证改革开放事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高歌猛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同志强调：“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大判断。”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增强驾驭风险本领”，体现了我们党对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清醒认识和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高度自觉。
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要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党中央领导坚强有力，全党“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显著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态势积极健康向上，经济保持稳中求进态势，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斗志昂扬，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深刻认识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们进入了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在经济稳中向好、社会总体稳定的同时，各种风险挑战也不断显现。其中既有显性风险又有隐性风险，既有来自内部的风险又有来自外部的风险，既有一般风险又有重大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挑战呈现出交织性、复杂性、综合性等特点。比如，从经济领域来说，我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必须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又如，从社会领域来说，虽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然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仅关系社会稳定和谐，更关系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前进道路上，只有对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有清醒认识，才能下好先手棋，掌握工作主动权。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要深刻认识来自外部的各种风险挑战。环顾世界，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盛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同时，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占据优势，它们通过制定和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体系获取巨大利益。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我们对于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挑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落到实处
第12篇: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存在问题
风险挑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有风险挑战并不可怕，只要应对得当，就能化危为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强化风险意识。“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强化风险意识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前提。只有强化风险意识，才能及时发现风险、积极防范风险、有效应对风险。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也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防范“灰犀牛”事件。领导干部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强化风险意识，关键是要有底线思维。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要对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
提高风险化解能力。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就要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人民群众中获取化解风险的力量。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只有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才能无惧风险和挑战，战胜一切困难。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化解风险，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就要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比如，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就要充分发挥专业机构、专业人才等评估力量的作用，科学研判风险的等级，为化解风险做科学准备。建立健全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就要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全社会力量参与风险防范化解。要通过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对风险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监控，对风险的发生诱因与事前防范、风险的事中演进与有效控制、风险的化解与事后治理等进行全方位管理。
https://m.bjyld.com/news/45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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