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资讯 点击： 2018-09-05
国家公务员津贴也应向社会公开：
近日媒体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开始着手调研公务员的津补贴情况，调研结束后将开始起草制定《公务员实施地区附加津补贴方案》，为下一步公务员工资改革做准备。有关人士说，在一些地方，除了人社部和财政部规定的津补贴外，当地又额外自行出台了津补贴。而另据媒体消息，武汉某市直机关被要求清退津补贴908.87万元，按照该机关在册123人计算，人均退还金额为7.39万元，而当年武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838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161元。
现在，国家公务员的津贴是一个外人无法窥知的无底洞，其津贴高低与所在部门权力大小成正比。虽然公务员津贴没有“三公”开支那样影响恶劣，但政府利用职务之便加薪自肥的问题，也具有极大的腐蚀性。
对于公务员的收入，中国历史上曾经走过两个不同的极端。历史上曾经有过给官员相当低薪的制度，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于一些处理事务性的吏员，甚至一直不发工资。北宋的王安石就说，“吏亦人，非不衣不食而治公事，既衣食，即必有所出。”事实证明，对于官吏实行低薪，甚至不给工资，只能激发贪腐。因为官吏是有权人士，他们从雇主那里得不到正常报酬的时候，就会将手中的权力兑换成收入，历史上让人深恶痛绝的官吏弄权谋私的弊政，有些就是因为收入少，不得不拿权力换收入。所以，低薪尽管表面上节约了国家财政，但却带来沉重的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成本比节约下来的薪俸要高得多。
低薪使得官吏贪污勒索成风，于是历史上就有人提出高薪养廉，给官员发高工资，认为他们有优厚的收入后，就会有廉耻感，就不会再靠弄权谋私鱼肉老百姓了。宋神宗时采取“重禄法”，虽收到了一定效果，但贪污受贿的行为并未有所收敛，仍是“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清朝则在雍、乾时期，对在京文官实行“恩俸”、“双俸”制，对武官和在外文官则发放“养廉银”，并伴有“加赏俸禄”的个例，官员的“养廉银”比正常工资要高出数十、数百倍，但贪污受贿之风并未得到遏制，贪腐者照样贪腐。高薪养廉的说法近些年甚嚣尘上，巧立名目给公务员发放津贴的理由之一，就是提高公务员收入以养廉防腐。
历史的教训表明，通过低薪或者无薪让官吏们无私奉献当然不足取，但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其他制度的规范和制约，高薪不但不足以让官吏们廉洁自律，反而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社会对立。
由于国家公务员是社会中最为强势的群体，他们“上马管兵，下马管民”，有或大或小的权力，拥有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近水楼台”的便利。这种便利造成公务员阶层收入不规范，不透明，有些地方和部门津贴补贴太多、太高，与社会平均收入不协调，与公务员的付出不匹配。所以，在今天，关键的问题是让公务员收入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
古代的官吏是皇帝的雇员，其薪酬水平应由皇帝来决定。今天的公务员是国家的雇员，人民的公仆，其薪酬收入，理应由人民或者说社会公众通过法定程序，按质论价来决定。公务员的收入应该是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相协调的，是适当的、公开的、透明的。而非常遗憾的是，多少年来，我国公务员的收入完全是由行政部门自行设定，自我加薪，黑箱操作，私相授受，作为国家主人，为他们的收入买单付费的公众却无从置喙。从报道看得出，有关公务员津补贴的调查和公务员工资改革的工作，仍然由国家行政部门主持进行，酝酿中的改革也无非是将地方决定津贴水平改为由人保部决定，并无征求公众意见的任何打算。国家雇员或者说人民公仆自己决定自己的薪酬水平，自己给自己加薪，这在程序上必然是不正义的，在实体上也必然是不可能公平合理的。
根本来说，国家公务员收入，应该由人大讨论立法，其收入水平、构成和调整都应由人大决定，而每年的公务员薪酬支出，尤其津贴补贴等支出，都应该详细列入预算接受人大审议并向社会公开，而未列入预算的一切津贴都应该以贪污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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